首先，1938年前后，在苏华侨不足4万人，30万人被杀之说不可靠
近年来，网上一直流传“1938年斯大林屠杀30万远东中国人”的说法，称“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以致“至少有五六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三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篇文章引述的一些例证，确实存在，但结论太过耸人听闻，和事实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侨民较大规模出现在俄罗斯地区，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沙俄政府为开发远东，出台优惠政策招募华工。自1862年起，每年至少有1000名以上的中国人进入沙俄的阿穆尔州和滨海地区，至1883年，在这里定居或短期经商、做工的中国人已超过6万。以后逐年增加，1910年在俄国的华工至少有55万人;华侨15万人，占那时远东总人口的12%。一战期间，俄国在中国招工人数更达到20—30万。①
对于中国人在远东数量的不断增长，俄国并不放心，怀疑中国会借助数量庞大的华侨，夺回被割占的远东土地;同时，华侨被认为与俄国工人抢夺工作机会，侵占了远东资源，因此沙俄政府在20世纪初期，多次出台排华政策，并屠杀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1万多名归清政府管辖的中国人，使大批华侨被迫回国。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依旧不断驱逐中国人出境，并限制入境。师哲回忆，“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是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人，1928年以后，人数锐减，其原因：一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取缔小商小贩和私人企业，消灭富农经济;二是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政府对旅苏华人从业加以各种限制，使他们难以立足，纷纷返回国内。”②
据1937年苏联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全苏有华侨38427人，其中24589人在远东，仅是1926年数量的1/3。③由此可知，1938年前后，在苏联的中国人远远没有30万，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人被迫害致死。数十万华工属于季节性华侨，并不长住俄国，基本都在完工后返回中国，而非遭遇不测。
其次，九一八事变后，在苏华人的地位确实很低，常因小事获罪
对于华侨，苏联政府原本只是限制、驱逐，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侨时常被视为日本间谍，被关押、流放。在苏联看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使其直接受到威胁，“作为对日本扩张主义被迫做出的回应，苏联开始在远东修建防御工事区域体系、外国人(或者不久前成为苏联公民的人群)居住在军事工事附近，而且是在沟壑纵横的林区，这在当时局势下被看作是对国家安全基本原则的破坏。同时还要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华侨当中有许多来自日本1932年建立的傀儡国家——‘满洲国’，日本因此可能将这些人宣布为‘满洲国’的公民。”为了防止这些人成为日本间谍，苏联“1937年从远东预防性地迁出了1.1万名华侨和2500名朝鲜侨民。”④
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变得十分严峻，以至“大批世居在这里的中国人，仅仅是因为皮肤是黄色的，便会因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例如发了点‘过格’的牢骚，给某位首长提了不中听的意见等，就可能被轻率地扣上日本间谍嫌疑的帽子，有的被剥夺了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产，迁移到了中亚，有的干脆被送往劳改营。”即使是中共党员，也无法幸免。
1932年9月，代表中共到苏联求援的姚艮，因在“汉字拉丁化”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被怀疑是“攻击中文拉丁化”，意图“夺东方工人俱乐部的权”;又因他提出要苏联帮助建立抗日游击队，被怀疑是“冒中国共产党之名来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军事、政治、后勤情报”，于是被捕。此后姚艮一面写信申诉，一面宣布绝食。在远东工作的联共(布)党员、中国人嵇直劝姚艮不要绝食，因为这样“将会被认为是有意和苏维埃政权作对”。最后姚艮被判“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间谍罪”，处以5年徒刑，先后在远东、中亚和北极的劳改营中改造。直到6年半后“刑满释放”。⑤
有的华侨团体，还借助苏联对华侨的防范，进行敲诈活动。据1930年—1932年参与对苏外交的蔡运辰回忆，“往年华侨所最患者，为华侨组织之某会，乃强有力者所主持……对于一般华侨不满意者，向侦探机关一纸报告，即可令其陷身囹圄，或俟诸暗陬阻击致死，亦可安然无事。”由于这个团体同苏联政府关系密切，很多华侨不得不“自行加入，但负费用，以为取得(居留)执照之代价。”⑥
再次，1938年前后，确实有大批在苏华人被罗织罪名，遭到流放
到了苏联肃反时期，华侨遭到更大的打击，尤其是1936年—1938年，下落不明的华侨约有8000多人。⑦亲历者回忆，“斯大林肃反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影响到侨居苏联的大批侨民，特别是亚裔侨民(中国、朝鲜、日本)。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使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华侨被捕的原因，“大部分因为自己搞小生产、小作坊而触犯了当时的苏联刑律，有的人越境偷运私货，也有人因为没有签证、证件不全、没有户口、使用假证件等而被拘留判刑，这些都不属于政治案件，所以官方对他们不慎追究。当然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以至“当时密布全苏联的劳改营里，外国人中以中国人数量最多。而中国人从事的行业又以服务性的最多。这样一来，中国人就占据了整个犯人生活区管理的各个方面。到伙房一看，全是中国人，洗衣房里也是，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
这时由于肃反扩大化，“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纷纷被捕，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和审讯”，中国人“差不多都是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嫌疑’，而西方人则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嫌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苏飞回忆，王明、康生在1937年泡制了一个所谓“35人大名单”，向苏联告密，使这些人相继被捕。苏飞被指为“日本奸细”、“现行反革命”，判刑5年。同他一路的有“原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哈尔滨工人运动先驱罗佐、吉林市中学地下党员王诚”，“随着数千人的劳改犯大队被驱往北极圈。”。后来在劳改营中，王诚“由于受刺激太大，抑郁成病，后来精神分裂，瘐死狱中”。⑨
在苏联学习的李正文，被同住的人诬告，说他“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不久，李正文同其他4名中国人一起被捕。
同样在肃反中被捕的中共托派马员生，也曾在北极圈附近的地方劳改。1937年，他在那里遇到一批中国人，包括“鲁也参、纪大才、傅学礼、潘树人、杨春、王源昌等……除了个别身体好的，下了煤矿，大部分分配到生活福利服务部门。”这一点同苏飞的回忆相吻合。马员生说，“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库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们一样。从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及其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迁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亚细亚地区，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有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等。他们都是侨居在海参崴及附近的人。”⑩
由此可知，在1938年前后，确实有很多在苏华人被剥夺财产，或被流放，以至死于流放地区，但并没有网络上所流传的三十万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