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政治为官不为的意义

　　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两次提到“为官不为”：“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在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再一次指出：“我们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是为官不为啊，必须严肃问责。”

　　去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指出：“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批评“为官不为”问题，并强调加强责任追究、严肃问责?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意味着“为官不为”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警觉性，勇于担当，率先作为，对自己队伍中存在的“为官不为”问题绝不姑息迁就、任其放纵。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加大查处力度，严肃问责，奖优罚劣，加强治理，并将其作为一种常态化工作常抓不懈，不断强化责任担当和责任意识，确保各级官员切实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官员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是最起码的从政准则和品格。即便在皇权时代，也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伦理要求，是立身之本、从政之要。更不要说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容忍官员拿着人民的钱却不为人民做事。每一个官员都应该牢记：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应该时时刻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一名敢担当、能负重、有作为的官员。

　　然而，“为官不为”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有的官员把自己当老爷，在没当官时还能够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积极表现，求得赏识，得到好位，一旦当了官，就认为自己没有功劳有苦劳，尽力了，付出了，就该享清福了，于是不但不做事，反而高高在上，忘记了责任意识和担当。尤其是感觉自己官职上升无望时，便意志消退，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堕落成碌碌无为的懒官和庸官。

　　有的人本来就心术不正，一旦当上官，便将手中的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玩弄权术，刻意不为。尽管群众为办事千急万急，他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患上了为官“拖延症”，千方百计找借口推延问题的解决。“有待研究”、“等等再办”……如此这般，成了拖延问题解决的口头禅。说白了，就是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源和工具，故意拿捏，企图得到好处，用权力寻租，大搞腐败，殃及普通百姓。

　　最近两年，“为官不为”又有了新变化：有的官员奉行“无事就是本事”，害怕多做多错，只做太平官，看摊守业，求稳怕乱，为了不出事，宁愿少干事。如群众在办理某种手续时，有的官员生怕担责，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能往后拖就往后拖。如此尸位素餐，既误时误事，为群众所不齿，有的恐怕还会构成渎职犯罪，不能单纯地视作“不为”。由此可见，“为官不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消极的腐败。这样一种不作为，会给人民的福祉带来一种负面的后果。

　　在当下，“为官不为”还具有鲜明的背景和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在党中央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提速与经济下行相伴，行政体制改革提速与强力反腐相伴，无论经济调控还是行政治理都进入了“新常态”，一些官员面对“新常态”，表现出无奈的“不为”和有意的“不为”。如有的官员认为现在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的风险加大了，于是慨叹为官不易，干脆来个“为官不为”、“懒”起来——得过且过不担当，省得出事落毛病。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大包大揽的状况要极大地改变。一些官员不与时俱进，不学习，不主动适应，在岸上观望，以“没办过”、“不会做”来为自己的懒惰作挡箭牌。而在行政新常态下，有的官员错误地将简政放权理解为什么事都推给市场，当起甩手掌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该办的事不办，该担的责任不担，贻误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被动局面。

　　反“四风”、改作风、高压反腐更是让一些官员找到了“为官不为”的新借口：“官不聊生”，有什么干劲?“规矩太多”，有什么搞头?“动辄得咎”，何苦甩开膀子干?于是认为，“多干还不如不干”、“只要不贪钱色，其他都不叫问题”。对中央禁令和反腐采取软抵抗，留恋过去的乱作为和容易发财的旧时光，对“新常态”嘴上不说，心里抗拒，消极应对，敷衍塞责，做样子，走形式。其结果是人员不管，工作不推，经济上不去，社会不和谐。

　　“为官不为”为什么会成为痼疾，并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已经习惯了胡搞乱为，习惯了有钱就做事、为钱多做事，不该做的也揽过来做，不该拿的钱也拿。现在要求严格了、规范了，一些官员就不适应了，背底下有怨气、有怨恨了，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更舍不得辞职走人，于是就采取了“为官不为”的软抵抗方式。

　　一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很大一部分要靠官员、公职人员用心办事，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很大一部分官员对中央采取“为官不为”的软抵抗、懒政怠政、懒怠无为，一来公众就会难以得到好的公共服务，二来也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整个社会的发展一定堪忧。诚如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有代表所言，“为官不为”是一种苍蝇式的腐败，发生在人民群众的身边，群众的体会和感受最深也最直接。“这种‘苍蝇’的危害丝毫不逊于‘老虎’的危害，殃及的是底层老百姓的小利益，小利益关乎生计，关乎民生，坚决不能忽视。”

　　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打好“组合拳”，尽快完善健全教育引导、激励褒扬、督察考核、内部监察、责任追究、政绩考核评价等机制。这样“双管齐下”，充分发挥好各种机制的作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各种“为官不为”现象。但需要强调的是，重点还应当放在完善健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上，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评价——对实绩突出的，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我们还应认识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性伎俩下，倘若对官员的考核评价仍然是由“上面”来决定，而不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官员还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讨好考核者，而不是花更多的精力把工作做好。由此看来，完善健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关键还有赖于建立起自下而上的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末位淘汰制”。

　　建立政绩考核评价“末位淘汰制”，具体构架主要包括考核内容、考核程序以及考核结果的运用。考核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是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情况和实绩，即政策水平、工作态度、思想品德、业务水平、民主作风、求实精神、工作业绩等方面的内容。考核评价的内容是实行“末位淘汰制”的基础和依据，必须针对具体岗位确定具体内容，并且具体到项，以便在考核时能够准确把握。

　　考核评价程序的设定主要包括：公开条件，考核评价实施办法公开;公开测评，人人述职，民主测评;公开考察评价，全面把握民意和政绩;公开结果，当场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彻底消除暗箱操作。民主评议是整个“末位淘汰制”的关键环节。接受民主评议的官员，都要在评议会议上做述职报告。参会人员对每位官员的述职报告进行审查，并按照“考核民主评议表”的内容逐人逐条逐项评议，当场计分，当场宣布测评和评议结果。

　　对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是政绩考核评价的落脚点。考核评价结果可以按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档次确定，对不称职的官员予以淘汰，予以降职、调离、辞退等处置，也可以按照考核评价结果的最后名次确定被淘汰的官员。被淘汰官员的比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须合理有效，否则，不仅达不到考核评价的目的，反而对官员管理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考核评价结果出来后，还要经过党委组织部门集体研究确定初步处置意见，并报党委集体研究决定。

　　建立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末位淘汰制”，不是为淘汰而淘汰，而是要真正做到——在体制上，打破封闭、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竞争开放型转变;在机制上，由过去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不能降的职务终身制，向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转变;在方法上，由过去的封闭式考核，向公开、民主竞争、群众公认转变;在导向上，由过去用人按论资排辈和凭个人感情关系，向凭真才、实学、实干、实绩用人转变。

　　有为才有位，无为就下台。实行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末位淘汰制”，就是要建立一种常态化机制，解决官员“为官不为”问题，进而不断促进官员自觉树立起“不需扬鞭自奋蹄”的思想意识和觉悟境界，做到为官有所为，忠诚履职，尽责担当，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用心为民，甘于奉献，成为被群众所拥护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