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老师
大凡那一时期黄中的校友，没有一个不知道z老师，没有一个不爱戴z老师的。
从初三到高三，黄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代数老师。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五十年代的他，风流倜傥：白皙的皮肤，上扬的眼梢，西装革履，头发乌亮，走路步伐轻快。至今，他那皮鞋的“笃笃”声仍在我脑际回响。
可他上起课来却是另一付样子。为了不浪费时间，他把黑板擦得飞快。如果一时找不着粉笔揩子，他会用衣袖去擦黑板。一堂课下来，常常是满身粉笔灰，有时连脸上、鼻子上都是。
他讲到难题，往往是先把题目朝黑板上一抄，接着快步走到教室后面，让大家思考，他则趁便点上一支烟（先生无烟不解题，课上抽烟是学校对他的特许）。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题目难点是什么，关键在哪里，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又是怎样想到这么做的，完全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把你步步引入其中，使你豁然开朗。他的课深入浅出，人人爱听，人人能懂。他的这种教学方法，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老师原来只有高中毕业，但他聪慧过人，又善于钻研，所以教起高中数学来总能应付裕如。正因为他经历了一个教中学、学中教的过程，故而最能体察学情，最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一个既知道题目怎样解，又知道学生怎样教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我们的黄老师正是如此。他一不搞题海战术，二不搞频繁考试，靠的就是有口皆碑的课堂效益。那年高考，我们的数学均分能名列全省第13名，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由于实绩显著，黄老师出席了当年省群英大会。
说z老师爱生如子，爱生胜子，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在这方面，我的亲身体会就多了。1956年考高中时，我腿伤未愈，母亲请何家庄的芦师傅用独轮车推我去应考。上午考完语文后，我因行动不便，没有回家吃午饭。等母亲从二里外的致富桥东把午饭送来时，黄老师早从学校食堂给我打来可口的饭菜。下午考政治，才考了十多分钟，我突然感到腹部阵阵剧痛，大便难忍。我赶忙请求上厕所，可监考老师说开考不到30分钟不能离场，要我坚持住。我飞快地把试卷答完，再次提请离场，还是没有允许。我熬得浑身颤抖，好不容易挨到30分钟，慌忙交卷，拄着赵家琪老师借给我的拐杖，找到黄老师。黄老师知道情况后，随即亲自送我到厕所。由于我右脚不能着地，不好蹲坑，他就为我找来一张板凳横放在大便槽上，让我坐在上面方便，又亲自给我拿来手纸，还一直在厕所门外等我。
虽然那年中考我考了第一名，语文、数学、政治三门总分达278分（满分300分），可是在录取问题上却费了好大一番周折。起初的结论是：家庭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成绩再好也不能录取。后来学校把我们几个同类型考生的情况上报扬州专员公署请示。公署领导认为，这些孩子年龄很小，家庭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成绩又这么好，应该予以录取。消息传到学校，又专门为我们这几个人开会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严荣德腿跌断了，录取后生活不能自理，学校何必惹这个麻烦？这时黄老师站出来了。他说：“严荣德的生活问题我包下来！”就这一句话，我才终于“金榜题名”；就这一句话，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事情的全过程，我是进校后快一年才听人说的。我和黄老师非亲非故，初中时又非常腼腆，连话也很少跟老师讲，他为什么要为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孩子仗义执言呢？这就是师德。
另一件大事，是我个性的改变。我一进高中就打了入团申请，可第一学期并没有获得批准。班团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一致认为我各方面表现很好，可以入团。可也有人说我很少同人说话，显得傲慢，瞧不起人。黄老师解释说：“严荣德我了解，他一向不爱说话。他父亲话就很少。沉默寡言是他们一家人的共同个性。他连我都很少搭腔，难道他还瞧不起我来吗？”话虽这么说，支部还是决定再考验我一段时间。事后黄老师找我个别谈话，耐心劝导我说：“荣德，我知道你生性话少。但知道你的人理解这是你的个性，不知道你的人却会说你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所以你还是要改，要学会同人交往。这倒不是只为了入团，而是为了你的将来。”他的语调低而柔和，充满了挚爱与真诚。我心悦诚服，下决心改变自我。从此以后，遇到人就没话找话，上课、开会主动发言，怕说不好就先打草稿、写提纲。就这样，同学关系得到了改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胆量也渐渐大了起来，以至偶尔发现有的老师上课出错，也敢当堂指出或帮助纠正了。后来走上了工作岗位，特别是进入学校领导层以后，学生们都说我是个能说会道的校长。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校长原来不过是一只沉默的羔羊。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毫无疑问还得归功于我敬爱的z老师。
59年高考前，黄老师获知上面已给我、孟萍芳、王瑞林、丁芷华等几个同学事先做好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的结论。这是当时执行的阶级路线使然，他无可奈何，更不敢向外透露，只是一个劲地告诫我们把报考志愿尽量填低，结果我们还是一起落榜了。我们很难过，黄老师比我们更难过，但仍然千方百计地帮我们想办法，找出路，使我们聊有安身之所。王瑞林年龄最小，但比我们勇敢，不久即独自远走西宁，轻而易举地考上了民族学院（后转师范学院），让黄老师颇感欣慰。
黄老师晚年的境遇很不好。文革的打击，疾病的折磨，家庭的纷扰，搞得他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窘迫异常。1979年大年初一，他穿着单薄的衣服，顶风冒雪回姜堰白米老家探望老母，不幸骤染风寒，一病不起，年初五就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51岁。等我们在桥黄十几个的早期学生听到消息赶去看望时，他老人家已经静静地躺在姜堰医院的太平间了！我掀开那薄薄的罩单，看到他惨白的面庞、空心穿着的旧棉袄和湿透的棉裤时，大家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大声哭喊着：“黄老师，我们来迟了！”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只能用当时力所能及的方式表示我们对恩师的哀悼和慰藉。
哦，黄老师，您要能活到现在多好！
z老师
z老师，不高的个子，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常穿一套整洁的黑呢中山装，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分明，充满了幽默感。学长们说他小代数教得特别好，而他教我们时却是高中英语。
戴老师讲起课文来，可谓丝丝入扣，能够从细微末节的地方挖掘出原文的精彩之处，让你真正领略到语言之美。而他的译文又是那么精当高雅，仿佛是经过精雕细刻的艺术品。待到分析完毕，范读全文的'时候，那种速度，那种节奏感，真是妙极。有时候，读着读着，读到悲伤处，他会哽咽起来，让我们惊愕不已。至于语法的讲解，更是戴老师的拿手好戏。拿老师自己的话来说，那叫“两块豆腐一根葱——一清（青）二白。”象“越……越……”结构、现在完成进行时这些难以把握的语法现象，他会在轻松愉快中，让你接受、掌握。他还常常编制一些教学口诀，帮助学生记忆那些不太好记的语言点，例如记忆时间表达法的“分在前，时在后，过用past差用to”等等。这为我们的英语学习提供了很大方便，也对我以后的英语教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我的许多教学方法，就是向他学习，或在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说到戴老师的口才，无人不称赞，无人不佩服。担任教导主任期间，他常常在学生大会上即席演讲。他不用讲稿，却讲得滴水不漏。那鲜明的观点，严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清亮的嗓音，让你倾倒着迷，让你忘情地鼓掌。
高中三年，我是班上的英语科代表，算得上戴老师的得意门生。且不说在读期间戴老师对我如何关爱，即使在我毕业落榜后走上教学岗位，老师仍然对我关怀备至。1960年，他和泰中的朱松生老师力荐我去泰兴师范教英语，从而使我与中学英语教学结下不解之缘。1962年到霍中，傅鸿渐老校长执意要我这个高中生教高三英语，那可真叫赶鸭子上架。那几年我在教学中碰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利用星期天回母校请戴老师和一位辛老师帮助解决的。每次我一到，老师就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为我答疑解难，帮我查阅资料，给我介绍教学经验，时常会陪我整整一个上午。他编了讲义，都要特地给我留上一份。
没有戴老师当年的提挈与栽培，就没有我业务上的长进、教学上的丰收和事业上的成功。
z老师
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泰兴县中学语文界的“三陈”非常著名。所谓“三陈”，是指z、陈克诚、陈东来三位语文老师。
读初中时我就崇拜z老师，可那时候他没有教我们。听其他班的同学说，陈老师课讲得特别好，还特别爱看小说。像苏联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的长篇巨著，他只用两三个晚上就能看完。看完后还头头是道地向学生介绍书中的精彩情节，点评作品的写作方法。他很善于引领和指导学生阅读中外名著。当时全校学生借阅图书热潮的掀起，与z等老师的带动是分不开的。这让许多人受益终身。
我们的高中语文老师先后换了几个，印象最深的当然是z老师。陈老师上起课来确实是引人入胜。无论是作者介绍还是课文讲解，无论是传授语言知识还是分析人物性格，他总是处理得那么别出心裁，又那么妥贴得体。他的语言似潺潺流水，润人心田；他的措辞如串串明珠，璨然生辉。只要他嘴唇一抿，眼睛一亮，课上立即就会出现一个语惊四座的高潮。讲着讲着，下课铃忽然响了，如痴如醉的我们这才恍然猛醒，齐声叹道：“哎呀，怎么又下课了！”
在作文批改方面，陈老师也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他的总批言简意赅，讲优点恰如其分，讲缺陷切中要害，既不敷衍了事地只批个“阅”字，也不长篇累牍地卖弄文采。二是改笔不多，但极其精当，极见功力。记得有一次作文，我写了一首描写一位妇女挑灯绣花的长诗，他通篇只给我改了一个字，就是把“飞针走线又一夜”的“夜”字改成了“宵”字。这一改既押上了原韵，又增浓了诗意，极巧妙地解决了我几经修改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使我更加佩服老师的高明。三是他曾创造性地在学生中开展作文互批互评活动，让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陈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他对他自己班上的学生固然关怀备至，对我们一班的同学也是同样的关心爱护。有一个下雨天，学校包场看电影。当我撑着雨伞走到校门口时，他从门房冲出来说：“荣德，来来来，跟我合伞。”我一看是陈老师，有点不知所措。他冲到伞下，接过伞去，搂着我的肩膀说，“走啊，我来打伞。”路上，他问起我父亲（也是中学教师）的情况，又问我《孔雀东南飞》背熟了没有，还叫我回头把写的日记给他看。事后我照办了。过了几天，老师把日记交还给我，说“写得不错”。我回去逐页翻了一遍，发现好几处有老师修改的笔迹。
落榜就业后，我与老师身处两地，但他仍然在关心我，曾先后两次写诗词勉励我。记得有一首词是《忆王孙赠严荣德》。词中写道：“当年下笔冠同窗，无奈弓矰(z…ng)忌上翔，辗转长途满路霜。苦何伤，有志男儿终自强。”他那拳拳爱生之心，渗透在字里行间，鼓励着我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力前进。
听说我调任市一高校长后，陈老师非常高兴，特地偕同郭伯勋老师来学校看我。我请老师为我们写校歌的歌词，他慨然允诺，写下了《前进，年轻的第一高中》。那蓬勃的朝气，那洋溢的激情，跃然纸上。
老师的晚年非常幸福。而今他虽已年愈八十，却依然体健声朗，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还有一群长进而又孝顺的子孙。前年老师八十大寿，陆文轩同学约同若干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从四面八方赶往口岸为先生祝寿，其乐融融。祝寿会上，我受文轩兄委托，代表大家致了题为《祝老师福寿绵长》的祝寿词。老师也当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午祝酒时，我举杯高唱：
今日痛饮祝寿酒，
一醉方休情谊稠。
待到恩师九十九，
众星捧月再聚首。
z老师
初中的平面几何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难学的。我的平几老师是人称“赵二呆子”的z先生。我始终不解人们为什么叫他“呆子”。是因为他走路老是低头斜视、口中念念有词，还是因为他手不离乒乓球拍，不时对墙练球？是因为他课堂上两眼总是看着天花板，还是因为他讲课时口角常沾白沫？对于赵老师这些异乎寻常的举止，年少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反倒认为他毫不做作，敢于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
而他的课上得实在是好！每节课开讲之前，他总是把以前的相关知识先简要回顾一下，由此导入新课。他对基本概念、定义、定理交代得十分到位，喜欢通过不同形式的反复让学生当堂记住。他选讲的例题有很强的代表性，能够涵盖课后作业的各种类型。他求解、论证非常缜密，条理性、逻辑性很强，偶尔还加点艺术性。如下结论时不老是用“∴”，而是把它与“故”、“故而”、“因此”、“由此可知”、“同理可证”、“综上所述”等字眼交替使用，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颇具一番匠心。他在课堂上不但全身心地投入讲课，还不时用两眼的余光扫视每一个学生，一旦发现有人走神，他总爱用手掌拍打着黑板说：“听噢，听噢！”谁还能不听呢？他批改作业非常认真，特别是开始阶段，在学生解题尚未上路时，他批阅几何作业犹如批改作文。每堂课要结束时，他总要留上三五分钟梳理全课内容，领着我们一起背新学的定义、定理。等大家都记熟了，如果还余一两分钟，他就给我们吟诵古诗词。什么“小桥流水人家”，什么“断肠人在天涯”，什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听得好奇的我们一愣一愣的。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谈他的愁绪，谈他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提前就业的失落。有一次，我交上去的作业不知怎么被他弄丢了，他叫我按他的要求重做一遍。我有点不愉快，重新做完后，就在作业纸背面角落上写了个小小的“唉！”字，以表露心中的不快。细心的他虽然发现了，却没有责骂我，反而在作业上批道：“荣德：别生气，怪我不好，请你原谅。”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有一个星期天，赵老师突然单独来到我家里玩。我赶紧向母亲要了两角钱，买了一包美丽牌香烟招待他。在我那间小屋里，他先是坐在床前的方杌上，后来干脆半躺在我床上，海阔天空地聊着。我一支接一支地给他递烟，最后他说：“不抽了不抽了，我要晕了。”直玩到快吃午饭才走。
到了高中，他就不教我们了。偶然遇到，总还亲切地说上几句话。一天他特地走过来告诉我：我的数学中考试卷是他阅的，一点错误都没有，是标标准准的100分。还说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写的字。说这话时，他眼里闪耀着得意而近乎狡黠的光。他那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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