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融服务研究综述

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融服务研究综述

作者：魏丽莹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2018年第09期

摘要：养老金融是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及养老服务金融在内的一个理论体系。文章从中国老龄化背景出发，对养老金融、养老产业链以及养老金融服务的理论发展进行综述，进一步分析中国养老金融服务的发展状况和政策导向。发展养老金融服务有利于整个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维护金融稳定。养老金融服务的发展更好的体现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天职。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金融服务；养老金融；养老产业链 一、 导论

人口结构变迁关系着人类的发展与存亡，而人口老龄化是目前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20世纪之后，人类在战后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而21世纪后，人类不断进步，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或者说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成为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人口老龄化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话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对于中国等工业化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情况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逐渐恶化。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初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在未来的30年内，中国将全面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另外，根据OECD的人口发展预测，全球65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0年的4.2亿人上升到2030年的9.6亿人和2050年的14.2亿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30年时首次超过日本，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中国高龄人口比例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8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从2000年的0.7亿人攀升至2030年的1.9亿人和2050年的3.8亿人。随着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的中年人逐渐步入老年，加之生育意愿的降低以及人均寿命的提高，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严酷的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将直接造成老龄抚养比的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将抚养大量的老龄人口而不负重荷。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直观来看，如果科技进步的速度无法弥补工作年龄人口的大量减少所带来的损失将直接导致人均收入的降低。同时，现有的养老金体系会因为老龄人口比例的大量增加而面临崩溃，“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PAYG）的养老金体制很有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中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危机和局面（邬沧萍， 2008）。 二、 养老金融的概念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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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养老金融（Pension Finance）是指养老金金融，是养老金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重点研究养老金的投资与其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促进。广义养老金融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及养老服务金融，也可理解为是养老产业的虚拟经济部分，从其形态上可划分为银行储蓄类、证券类、保险类、基金类、信托类和房地产类等。

养老金融理论起源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该理论假设人们具有完全理性，并通过平衡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和支出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完全理性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是平稳的，其跨期消费选择具有平滑性。Bodie等 （1992）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老年时期的消费而在年轻时进行储蓄与投资，其主要目标不是财富的增加而是拥有持续的现金流。这一理论为养老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养老金融理论发展于短见理论和父爱理论，即由于人們无法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而导致在年轻时无法积累足够的财富用于晚年生活。造成这种短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不完全信息的获取，导致人们无法准确预见到自己未来的资金需求；其次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终将变老的事实，人们更多的考虑短期的利益而缺乏对长期发展的策划；最后是时间偏好性，使人们更愿意及时行乐而非为长久考虑。因此，Diamond认为政府应该像父亲一样关爱年轻人，强迫其在年轻时努力工作从而储蓄足够的资金用于年老时的需求。Laitne对父爱理论进行了拓展，它认为父辈在年轻时候其实是有远见的，不仅储蓄了足够的资金用于自身年老时的需求同时也充分预期到自己的下一代对自己退休需求的反应。由个人短见和父爱理论可知，人们在年轻时的过度消耗并不会实现帕累托最优，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强迫人们在年轻时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进行储蓄，然后在人们年老时将储蓄返还，从而实现养老体系的正常运转。

于此同时，行为金融学中储蓄理论的出现也为养老金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Shefrin和Thaler （1988）对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消费对于收入具有敏感性，各种形式的财富并不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其次，人们都是缺乏耐心的，短期内的个体行为显示其贴现率超过了利率，然而，过高的贴现率又会导致“自我控制”。这一储蓄理论表明政府采取强制策略来解决养老问题具有很强的必要性，而收益更高的养老金融产品才会对人们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多级养老金体系，并将其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的养老金实践来看，目前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已经成为养老金融与财政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共识。在宏观金融领域，养老金资产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逐渐加深，养老金融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观金融领域，通过对亚洲国家养老资产的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养老金资产与银行业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股票市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在微观金融领域，Blake （2003）认为养老金投资的金融工具和投资策略比金融市场的宏观结构更加重要，而管理费用低廉的指数化投资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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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养老金融主要包含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以及养老服务金融三个主要方面，并具有规模性、长期性及稳定性三个主要特点，对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市场效率以及资本市场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养老金融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三、 养老产业链综述

根据全球养老产业研究中心（OLDAGE）的表述，养老产业是产生自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政治基础的，针对各个不同地区提供的生命保障产业。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养老产业链是从满足老年人口某一需求出发，在产业层次、产业关联程度、资源加工深度和满足需求程度等方面来综合分析产业价值链和上下游关联的一种存在形式。养老产业链具有其综合性、复杂性和延伸性的特点，涵盖了第一、二、三产业，是集生产、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体系。

日本学者鞠川阳子提出了三维养老产业链的划分，将养老产业链分为本位产业、相关产业和衍生产业三个维度。养老产业链具有产业链长、涉及范围广等特点，同时对上下游的带动效应较为明显。目前我国养老产业链延伸难度较大且相关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间融合的状况不佳。

四、 养老金融服务的研究成果

养老金融服务不仅包括以老龄人口或具有未来养老需求的中青年人口为直接服务对象的养老金融服务，还应包括对养老产业的金融服务支持。养老产业金融服务的理论基础为长寿风险理论及老年经济学：

长寿风险（Longevity Risk）是死亡率长期趋势的不确定造成的风险，通常可以分为个体长寿风险和聚合长寿风险。郭金龙和周小燕（2013）认为长寿风险由两部分组成，即可通过多元化投资对冲转移的可分散化风险和无法有效规避的系统风险；长寿风险可以通过风险自留、再保险、年金及年金市场、风险证券化等方式进行管理；风险管理主体包括政府、保险公司、银保监会及个人等；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各风险管理主体需要进行有效的合作。

老年经济学，作为老年学的一个分支，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呈现老龄化的前提下，对老年群体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影响以及由此构成的宏观经济发展传导机制，是养老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金融机构投资养老地产方面：赵立新 （2009）指出，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社区养老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刘立峰 （2012）认为，中国养老社区还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可以向综合性养老社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其他产业结合构建功能型养老社区，例如与旅游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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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构建度假型养老社区等。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成为养老地产新型融资模式。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金融服务在国际上逐渐兴起：家庭调研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有25%都可以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摆脱贫困。Venti和Wise （1991）利用SIPP（Survey of Income & Program Participation）数据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潜在市场进行分析，认为老年人办理年金形式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能够使其晚年收入增加10%。截止到2017年，美国符合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老年人中只有1%左右参加了这一业务。从住房所有权人的寿命和住房所有权转移的不确定性出发，该项业务面临着长寿风险、利率风险和房产价值波动风险。柴效武和方明（2004）认为住房反向抵押产品在微观层面会对经济起到调节作用。Szymanoski等（2007）对在中国城镇实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

商业养老保险服务方面的研究也进行的如火如荼：通过设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可将单一的、价格高昂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与社会保险相结合，由社会保险承担强制的基本老年长期护理业务，但政府主导的长期护理保险的建立存在较大的难度。 五、 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发展现状及其重要性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养老金融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截至2016年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43 965亿元，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11 075亿元，社保基金资产总额20 423.28亿元，养老金总资产为75 463.28亿元，按照OECD的统计口径，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总额占我国2016年GDP的4.2%，与匈牙利相当。于此同时，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余额年收益率低于2%，而2016年中国CPI为2.0%，基本养老保险长期处于贬值状态。

根据中国现阶段社会基本养老财政补贴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2.2%），城镇基本养老仅能维持到2023年；截至2050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的收入及支出缺口高达35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5%及当年GDP的4%。由此可见，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窗口期在2023年之前。 从中国养老金融的不利局面出发，借鉴国外先进的养老金融理念及方法，中国逐步加深对养老金融领域的政策布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保险业新“国十条”，为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2016年7月13日，民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200号），指出“支持通过购买服务、公建民营、民办公助、股权合作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管理运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培育和打造一批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的龙头社会组织或机构、企业，使社会力量成为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主体”。2017年3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13号），要求“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进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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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金标准”。2017年8月4日，工信部、民政部和卫计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工信部联电子【2017】25号），在企业、街道及基地三个层面上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2017年11月15日，卫计委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重点责任分工的通知》（國卫办家庭函【2017】1082号），对老年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心理健康与关怀、医疗卫生、医养结合、长期护理等重点任务进行规划分工。2018年4月12日，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决定于2018年5月1日起，在上海、福建（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2017年7月14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书记全面总结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出回归本源、结构优化、强化监管和市场导向四大原则，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养老金融服务的发展正是金融业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弱化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的作用，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养老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为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并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发展养老金融服务不仅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表现。养老金融服务是我国在现今发展阶段的一个短板，发展养老金融服务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重要契机。

六、 结论与建议

中国金融业发展逐步进入成熟期，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养老金融服务作为金融业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不仅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公共物品也存在着正外部性，是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体现。

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发展养老金融服务有利于整个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保障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从金融体制改革和风险降低的角度来看，发展养老金融将降低我国金融业对于银行业发展的依存度，从而维护了整个经济体的金融稳定；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创新和改革有利于中国养老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养老产业金融服务的发展更好的体现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天职。

发展整个养老产业链的全面金融服务将是中国养老金融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对养老产业链金融服务的整合与协调将是金融产业部门在养老金融服务方面的重要发展路径，提出行业标准及可供执行的政策法规将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养老金融服务的规范与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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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柴效武，方明.售房养老模式中金融运营机制的探讨[J].金融论坛，2004，（9）：3-8. [5] 郭金龙，周小燕.长寿风险及管理研究综述[J].金融评论，2013，（2）：111-122. [6] 刘立峰.养老社区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2，（1）：29-32. [7] 邬沧萍.重新审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J]. China Population Today，2018，（1）：5-10.

[8] 赵立新.社区服务型聚焦养老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J].人口学刊，2009，（6）：41-46. 作者簡介：魏丽莹（1987-），女，汉族，河北省承德市人，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养老金融。

收稿日期：2018-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