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

西昆体中国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

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江西诗派得名始于北宋后期，吕本中在其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先提出了“江西诗社宗派”的名称。黄庭坚领导的“江西诗派”下陈师道、陈与义等25人，其中有10多人是江西人，而且他们所作诗歌的风格都是相同的，都遵循黄庭坚的诗歌风格，所以将他们称为“江西诗派”。 诚斋体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有深刻的寓意。其创作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的诗体，时人号为“诚斋体”。

词别是一家 在李清照之前，李之仪曾从创作论的角度，提出过词“自有一种风格”的看法。李清照进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词作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才能不被诗所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如果说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角度提高词体的地位，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

文学地位。

陈子昂的复古倾向作为在武后时期才登上诗坛而崭露头角的诗人，陈子昂与沈、宋等人同属于受重视的新进庶族士人，有着相同的被起用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然而，当馆阁诗人醉心于应制咏物、寻求诗律的新变时，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与当时朝中流行的馆阁体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复归风雅，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集中体现为他创作的38首《感遇》诗。这些诗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基本上都作于诗人入仕之后，其中有很多首与作者的政治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具有强烈政治倾向。如武后时期重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朝臣中往往有因一言失慎而被杀害者，以至人人自危。陈子昂在《谏刑书》和《谏用刑书》里对此加以劝谏，认为滥杀无辜将酿成祸乱。《感遇》其十二”则是用讽喻手法，表达对酷吏用诱鹿方式罗织冤狱的愤慨和忧虑。当然，他是从“达则匡救于国”的忠义立场进行创作的，被杜甫称之为“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陈子昂是个具有很浓政治色彩的诗人，借《感遇》来恢复风雅比兴美刺的兴寄传统，使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这是其所得。其失则在于，这种复古易重蹈古诗以比兴手法论理寄慨的构思方式，简单地将抽象思辩附著于感性形象之上，以诗言理而缺乏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古题乐府诗 李白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尽拟古之妙。其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上之回》、《丁都护歌》、《出自蓟北门行》、《侠客行》等，均属于缘事而发之作，与《古风》诗一样，表达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再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作者的感触和联想，用它来抒写自己的情怀。 这后一方面的乐府诗，因偏重于主观抒情，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其妙处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既可以说它有寄托，也可以说它只是抒写感慨，想落天外，奇之又奇。如《蜀道难》的古辞寓有功业难成之意，正是这一点，触动了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时的悲愤。他用这一古题抒发自己的感叹，于诗中再三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杜甫诗史 杜甫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杜甫的乐府诗，以“行”诗写时事。如《兵车行》直接针砭时弊。在写法上，先摹写送别惨状，是纪事，再写征夫的诉苦，是纪言，采用的是一种客观的纪实描写。叙述者的立场完全站在人民一边，虽不敢申恨，实则无一语不饱含怨恨。杜诗的写实手法，采用的是客观的纪实描写手法，却含有泪水和深情。将记事和叙事结合起来，使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

表现：（1 ）体现在那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里，如《兵车行》； （2 ）表现在他创作的家事诗、自传诗和纪行诗里，如《月夜》。（3 ）体现在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中，主要反映在他的纪行诗里。如《旅夜书怀》。 杜诗写实的特点： 以叙事写法写颠沛流离的社会生活，细微而真实；用纪行方式写山川风物，精确而传神，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诗歌创作的写实手法。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柳宗元继承了历代山水散文的特点并加以改造完善，开创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山水游记，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永州八记”为最佳。这些作品形神毕肖地再现了山水景色的自然美。如《小石潭记》等一系列游记，非常善于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来进行细腻的工笔描绘，篇篇不雷同，自然景物充满着勃勃生机，画廊式地展现了永州的山水景色。 其次，柳宗元写景，但不客观的模山范水，而是写自己主观感受中的景物。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景完全融二为一。在情景交融之外他还善于以山水景色自喻，例如《小石城山记》以小石城自喻等。用山水景物的特点和遭遇来表现自己性格特点和思想状况。山水景物性格化的写法是柳宗元对山水游记文学的一个发展。 再次，在情景交融、以山水自喻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感情时，柳宗元还善于加之以形象化的议论。《小石城山记》中关于造物者之有无的议论，

都大大开拓了读者的思路，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从描绘的景物形象出发，展开生动活泼、极富启发性的议论，是柳宗元为游记文学的发展又开辟一新的途径。 最后，精炼而不雕琢的、优美而不华糜的语言是柳宗元游记的又一特色。其语言字凝句炼，简洁明快，善用短语，骈散相兼，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韵美。例如《小石潭记》等，都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使他的山水游记既象一幅色彩迷人的风景画，又像一首真挚深沉的抒情诗，充满诗情画意。形成了清峻自然的独特风格，把山水游记推向了一个高峰。

韩孟诗派的创作特色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 “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 从“不平则鸣”到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白居易讽喻诗的得失白居易在全面总结自《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把正统儒家诗歌理论与当时社会改革思潮相结合，再次将功利主义的传统诗教说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起独具中唐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并在新乐府诗歌创作中努力加以实践。白居易诗学理论的要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要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历史使命，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能。（2）讽喻美刺的创作内容。白居易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3）崇实尚俗的创作追求。白居易认为诗歌应做到文直事核，题旨鲜明，通俗易懂（4）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白居易以情义为内容，言声为形式，强调形式必须服从于内容，认为只有通过优美的韵律和铿锵的语言表达出的真情实感，才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但是白居易坚持比较功利的文学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特别是政治目的，这种功利的文学观毕竟是一种狭隘的见解，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忽略了诗歌的艺术特性，使他的大量乐府诗缺少诗歌的味道，形同奏疏，失去了应该有的文学价值。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及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为了充分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各种功能，他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

文、辞赋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优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从而形成辛词独特的风格。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决定于辛弃疾战斗的经历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词里所表现的常是阔大的场景，战斗的雄姿，以及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他爱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而不喜欢那经不起风雨的桃李；爱磊落的长松，堂堂直节的劲竹，而不喜欢那瑟缩在寒风里的秋瓜与冻芋。其次表现在比兴寄托的手法上。由于辛弃疾是从北方“归正”来的军人，他的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既和偷安江南的小朝廷不相容，他政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屡遭毁谤的身世又警戒他不能肆意逞辞；这就使他有时不能不采取幽隐曲折的比兴手法，表现他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上述两方面的艺术成就，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政治理想与丑恶现实的尖锐矛盾，同时形成了辛词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贡献 （1）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与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很大，足以与韩愈想媲美。（2）为纠正雕刻过甚的昆体之文的弊，撰写了大量平易生动的古文。（3）在知贡举时，利用政治手段，极力排抑“太学体”，擢拔文章晓畅的二苏、曾巩。（4）将建立流利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风格作为宋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由此开创了一代文风，使宋代古文形成一种平易自然的成熟风格。（5）确立了散体文的

地位，从而发扬光大。（6）以宋诗发展的角度看，当时有不少诗人团结在他的周围，继承了发展诗文的创新精神。（7）他自己写诗也带有韩愈那种浩荡变怪的散文化倾向，好议论，重气格，开始了宋诗自具面目而有别于唐诗的时代。 柳永词的新变柳永登上词坛，宋词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 柳永的一个贡献，就是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的词作，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他的词作，还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柳永的词作，还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如著名的《望海潮》。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

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尽情地铺叙衍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很容易被人接受。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