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带来清代广式工艺的互鉴

作者：夏爱华

来源：《收藏/拍卖》 2019年第5期

作为清代海上外贸的中心,广州口岸得益于“一口通商”的便利,在外来原料的供给和获取舶来技艺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州口岸遂发展成为中国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基地,这些外销工艺品种类繁多,除了“三雕一彩一绣”,还有银器、贝雕、外销扇、外销油画、外销壁纸等,彼此之间在技法上互相交流与借鉴,呈现出一些风格相通与相似的现象。通过观察这些不同外销工艺品之间外在的互鉴现象,联系其内在的商业模式,能更好地了解清代广东外销工艺及行业特点。

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拥有众多港湾的地理优势,早在汉代以来就已成为中外海上贸易交通的重要枢纽。尤其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出于“海防”考虑,颁布了“一口通商”的谕旨,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经营的唯一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商行。“从1757年到1842 年,广州是官方认定的中国外贸中心”。1 这里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专为海外市场服务,成为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和中转基地。

广州生产并销往海外的广彩、广雕、外销画、外销银器、外销漆器、外销扇等,均是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工艺,而广珐琅和玻璃画则是西欧舶来的工艺,却在广州口岸生根发芽,迅速成长,并在广州制造后返销回欧洲。

清代广东的外销工艺品,它们融汇中西,既散发着本土的传统审美情趣,又吸取西洋的异国元素,一度在西方掀起“中国风”的社会风尚。这些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之间互相借鉴,呈现出一些风格相通与相似的现象。

工艺起源紧密的广珐琅与广彩

广珐琅是广州铜胎画珐琅的简称。它以铜制胎,以各种颜色的珐琅材料绘制图案,再经低温烘焙而成。又被称为“洋瓷”,表明其为外来引进工艺。清代广州是清宫之外的铜胎画珐琅制品的生产中心。广彩则是以产自景德镇的素白瓷胎为基础,在其被运至广州加饰釉上彩后再经多次低温烤花而成,是专门为外销生产的一个瓷器品种。

本来一个是铜胎珐琅,一个是瓷器,两者之间相差甚远。近年来,关于广彩瓷器的起源与广珐琅联系的研究颇多,其中以深圳博物馆研究员郭学雷的研究观点较为新颖。他经过多方查证和类比,认为广彩是“以景德镇瓷器为载体的西方珐琅技术的应用”“早期广彩的原料为珐琅彩,其技术、材料、装饰均从广珐琅借鉴而来,甚至可能就是由广珐琅艺人在同一作坊中完成”2 。可见广彩是受广珐琅的启发而产生。

珐琅作为一种涂料装饰,需经过多次高温(一般在800°以下)烘烤附着于器物胎体表面而成。瓷胎与铜胎一样,完全经受得住上加饰珐琅的多次加热烘烤,这也就为珐琅技术从铜胎向瓷胎转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早期广彩的彩绘原料极大可能采用了进口的珐琅料,随着贸易和工艺的发展,本地的匠人开始自行配制彩料,并在装饰风格上,与铜胎画珐琅有了区别。

早期阶段的广彩瓷器与广珐琅在器型、纹饰、尺寸上极为相似。如一件来自于费城艺术博物馆的铜胎画珐琅墨台(图1)与一件来自于里斯本梅泰罗·阿尔梅达基金会之家博物馆的瓷胎墨台(图2),两者均包含一个长方笔盒、烛台、墨罐和砂罐,整体都描绘花卉卷草纹,唯铜胎画珐琅墨台的纹饰更为繁密3。

广雕,工艺相通的互鉴

广雕是广州雕刻的统称,一般包括牙雕、玉雕、木雕等。清代广州口岸得益于对外贸易的便利,在象牙、玳瑁、贝类等珍贵材料的获取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16 世纪开始,西方商人就在出产象牙的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之间从事象牙海上贸易。1600 年初,葡萄牙人定期从他们在印度西海岸的据点果阿运送象牙到广州港。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参与了这项贸易”。4 原材料的充足供应,加上贸易订单的大量需求,促使广州口岸汇集了众多能工巧匠,以牙雕为首的雕刻类工艺得到长足发展,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外销工艺品中最为常见的有牙雕、贝雕、玳瑁雕和木雕,它们之间的互相借鉴最为显著,甚至在造型和纹样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共享同样的纹样范本。

这些雕刻类工艺制品,造型上最为常见的是各式各样的盒子,如长方盒、圆盒;针线盒、游戏筹码盒、梳妆盒、书信盒、茶叶盒、名片盒或其他工具盒,普遍具有特定的收纳功能。广州市文物总店曾展出过两件长方盖盒,一件为玳瑁材质(图3),一件为象牙材质(图4),两者的盖面均以一圈花卉为边饰,犹如一个大大的开窗,内雕刻“庭院人物”纹。盖面边线以卷叶纹为饰,盒身正面即以卷叶纹为边,内刻“庭院人物纹”。这里的“庭院人物纹”一般包括人物(或执扇、或戴帽、或交谈等)、亭台楼阁、船、柳树、梧桐、芭蕉、小桥等。以这些元素组成的“庭院人物纹”,出现在不同制品中,包括瓷器、广珐琅、漆器描绘;银器、外销扇等制作中,虽不尽完全相同,均表现出订购者对“东方风情”的休闲生活场景的喜爱与追求。

跨门类的互鉴

此外,在不同门类之间,如牙雕与银器、牙雕与漆器之间等,都存在相互借鉴的现象。广东省博物馆藏有的一件牙雕徽章纹佛手钮盖盒(题图),其周身由20 片拉丝透雕薄片和40 根牙条镶嵌拼接黏合而成。圆雕佛手盖钮,盖面与盖身均匀分成六面,牙片均采用透雕拉丝锦地薄意浅浮雕技法,雕饰西洋缠枝花卉,居中留有一椭圆形,内刻徽章花体字母。盒身敞口,底承六足,口沿剔地浮雕缠枝花卉一周,六片牙片内开菱形开窗,内雕山水、花卉,四周再配四个圆形小开窗,并左右对称,花卉布满其间。此件提篮通体精镂细刻,刀工纯熟精炼,线条柔畅明快,尤以刻纹如丝、微如毫发的刀锋见其精湛的功力,是清代广东象牙工艺之精品5 。

而东莞博物馆也有一件类似的银盒(题图)。此银盒与上述牙雕盖盒造型类似,不同的是银盒无提梁,圆珠盖钮,盖面与盒身均匀分成八面,底承八足,盖面与盒身之间的扣合,为子母口,盒身处有钥匙孔,这也是与牙雕盖盒最大的不同之处。银盒整体以横纹为地,盖面浅浮雕錾刻庭院戏曲人物,有塔、松树等,居中留有一椭圆形,内刻徽章符号;盒身浅浮雕錾刻经典战将人物,战马嘶鸣,前追后赶,场面恢弘。

来样加工催生跨工艺的合作

外销工艺品彼此之间的互相借鉴因何而产生?从大量存世的绘画尤其是当年的外销壁纸中关于十三行外销工艺的作坊来看,广州口岸的外销工艺普遍采用“来样定制”与“批量生产”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并在批量生产中,部分还实现了跨行业跨工艺的合作。

而外销工艺间不同门类结合,从现在观察到的藏品看,主要体现在金银累丝工艺和雕刻类工艺,以及累丝工艺和珐琅工艺之间。清代广东的外销工艺品中,金银累丝工艺在19 世纪之前较为流行,广泛用于制作外销扇、名片盒、梳妆盒、首饰盒、香囊、手链、小花瓶等。广州市文物总店曾展出过这类藏品,金银累丝工艺和雕刻类工艺的结合如图5,以银鎏金累丝塑形凤鸟,间隔镶嵌鹤顶红圆雕小件,还有镶嵌玳瑁、象牙圆雕或结合烧蓝等(图6、7、8)。

此类制品用料昂贵,设计新颖,制作精湛,推测为高级客户订制。

在外销艺术品中,外销扇的多门类工艺结合最为突出。

在18、19 世纪广州生产的外销艺术品中,各种材质的成扇数量惊人、引人注目。1709 年,曾有单一宗货物里,就有60000 把扇子的记录6。扇子的外销数量持续高涨,这种形势在清代晚期仍可见一斑,“据统计,清光绪六年(1880)中国出口货品清单中,各个种类扇子的数量达到6287989 把,共值银38881两”7。

17 世纪晚期到18 世纪末,从中国出口的折扇都以象牙材质为主8。康熙到乾隆中期以前,进入欧洲的折扇以象牙普锐斯扇(Brise Fan)为主,即扇骨与扇叶连为一体。乾隆中期以后出现玳瑁、黑漆描金、银、贝壳,嘉庆以后出现纸质扇面、丝质扇面等9,这些折扇批量生产,其工艺相近,装饰风格和题材也类似,从材质和工艺来看,外销扇的制作几乎涉及每一门外销工艺(图9)。而外销扇的数量又是如此庞大,同一个店铺不可能生产如此多数量和品类的外销扇,因此跨行业与跨工艺之间的合作就在所难免。福布斯在《1825-1830 年的广州商铺》中写道:仅仅1822 年这一年,广州十三行一带就有5000 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约25 万匠人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10。而制扇业几乎涉及每一个外销工艺行业,不同行业与不同工艺之间的合作显而易见。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名片盒的制作。18 世纪末到19世纪初,名片在欧美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广泛使用,放置名片的名片盒成为绅士淑女的随身之物,甚至是重要配饰。它们外形纤巧,材质多样,涉及象牙、玳瑁、檀香木、贝壳、漆器、金银累丝、银錾刻等多种工艺和材质(图10)。总体上,名片盒厚度多在1 厘米以内,以上下字母套的长方体最为多见,在长方盒身约三分之二的位置分离,剩下三分之一做盒盖,也有的名片盒略作改变,四角弯曲,还有一类做书籍状,从侧面打开。

综观清代广东的外销工艺,不难发现各个工艺品种之间的互相借鉴。这些借鉴与互动外在的呈现出“异工同效”的形式不同工艺品种之间,除了模仿,还有结合。 而彼此间互相借鉴,还体现为内在的“来样定制与批量生产相结合”的商业模式中。

因此,不论是来样定制,还是批量生产,都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这种需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与潮流,风格与潮流也是引起各种外销工艺之间互相借鉴的重要因素。 ( 编辑/雷焕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