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耕读文化的升华之路(上)

许多古旧住宅的匾额上，很容易见到“耕读传家”这四个字。“耕读传家”在老百姓中可谓流传深广，深入民心。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与儒家庙堂文化中“述而不作”并列成为另一种更接地气的文化传统。 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 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 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 元朝文学家王冕撰有《耕读轩》： 路逢谁家子？背手牵黄犊。 犁锄负在肩，牛角书一束。 辄耕且吟诵，息阴坐乔木。 南山豆苗肥，东皋雨新足。 凉气满郊墟，书声出茅屋。 古来贤达人，起身自耕牧。 买臣负薪歌，倪宽带经读。 寄语少年徒，行当踵前躅。

耕与读，是文化的两个方面，合二为一是个统一体，不可偏废。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耕与读的观念，有辩证法。耕不能离读，读不能离耕。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有崔寔的《四民月令》，陈旉的《农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

晋代的陶渊明“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日出把我锄，日入开我卷”。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

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襄阳，以待时变。他在《隆中对》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清《睢阳尚书袁氏（袁可立）家谱》：“九世桂字茂云，别号捷阳，三应乡饮正宾。忠厚古朴，耕读传家，详载州志。”

清《曾国藩家书》：“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

中国传统家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耕读。祖孙同居，男耕女织，以经济生活为主。一姓一村，或几个姓共一个村，按血缘宗法关系，世世代代住在一起，由大家长总负责，形成一个生活圈。有的是三世同堂，如东汉的樊宏、蔡邕。有的是四世同堂，如南朝义乌的陈元子，全家107口人。有的是五世同堂，如南朝的徐生之、范祖安。有的是七世同堂，北魏李几全家98口人共住。有的是八世同堂，宋代池州人方纲全家700多人共住。有的九世同堂，唐代张公艺一家以和睦闻名，唐高宗亲自到张家看望。有的十世同堂，明代浦江人郑济在200多年内共同居住。

相对于耕读模式，相应地有“耕牧”模式、“耕商”模式、“耕战”模式、“耕禅”，可以理解为有史以来的社会上，有一边务农一边放牧；一边务农一边经商；一边务农一边从事军事活动；一边务农一边修禅等经济文化方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教会复兴时期，也是一种耕读模式。教牧同工一边务农，一边服事教会，自给自足，并不缺乏。农村娱乐活动较少，教会可以天天晚上都聚会，成为乡村文化的主要特色。农闲时节组织信徒大聚会、福音布道会、同工培训，盛况空前。

小民的迦南诗歌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教会生活，《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走进新的一天》、《家乡水、家乡山》、《圣灵带着你我走》、《这里有神的同在》、《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等诗歌，都反映了当时教会生活的火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