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佳CEO排行榜
作者:莫滕 • 汉森(Morten T. Hansen)埃米尼亚 • 伊巴拉(Herminia Ibarra) 乌尔斯 • 派尔(Urs Peyer) 发表于:2010-03-02
许多人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企业的短视行为,由此引发了关于CEO绩效考评期的争论。如今,不论是公司的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投资者,都迫切想知道他们的CEO如何长期应对企业经营中的起伏波折。许多高管薪酬计划将“长期”定义为三年,但是要真正检验一位CEO领导水平的高低,还得看其整个任期内公司的业绩表现。
本文首次对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在整个任期内(如果仍然在职,则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绩效表现进行了排名。为此,我们收集了全球近2,000位CEO的数据资料。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位列榜首,这似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我们的排名的确也有一些“意外”。你会看到名列前茅的CEO中有一些比较陌生的面孔,而某些声望显赫的CEO却没有进入前50名(榜单参见副栏),甚至排在前100或200名之外。事实上,我们的榜单与最受尊敬或薪酬最高CEO排行榜很少有重叠。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哪些因素可能有助于高管人员提升排名,结果发现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你可能认为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但我们发现,绩效出众的CEO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不过,CEO的背景对其成功的确非常重要,而其前任留下来的是一个怎样的摊子,也很重要。
我们的数据剔除了行业、国别和经济波动这些因素,突出了CEO对公司绩效变动的重要影响,从而说明了在考评CEO、寻访CEO以及制订继任计划时采用客观、长期的衡量指标有多么重要。
我们如何评判绩效?
为了制作这份排行榜,我们确定了自1997年以来进入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S&P Global 1200)或标
准普尔金砖四国40指数(S&P BRIC 40)的所有上市公司的CEO。鉴于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将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公司纳入研究范围非常重要。要入围排名,CEO的上任时间必须介于1995年1月至2007年12月之间。(参见副栏“排名方法解读”)这是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知名CEO未现身这份排行榜的一个原因。如果将他们纳入榜单,可能都会名列前茅,可惜他们都是在1995年之前执掌公司帅印。
经过这样的第一轮筛选,纳入我们考评范围的共有1,999位CEO,其中在我们评估公司绩效的截止日仍然在任的CEO有731人。入围者分属48个国家,所属公司分别位于33个国家。这些高管担任CEO时的年龄中位数为52岁,仍然在任的CEO平均任期6年。女性CEO仅占1.5%,在国外任职的CEO占比仅为15%。可见全球性的CEO人才市场尚未形成。
然后,我们根据这份1,999位高管名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来看,哪些CEO领导的公
司在本国和同行业中表现更出色?我们的排名综合了三个指标:按国别调整后的回报率,按行业调整后的回报率,以及CEO任期内公司市值的变动。当然,股东回报率并不是衡量绩效的唯一指标,该指标没有考虑公司对其他更广泛的利益相关人所做的贡献。不过,这是考评上市公司CEO的一个基本指标。每个人都适用同一标准。
顶级CEO的绩效有多好?
只有领导公司取得卓越绩效的CEO才能跻身我们榜单的前50位。平均而言,他们在任期内实现的股东总回报率(total shareholder return,TSR)为997%(汇率影响调整后)。折算为年回报率,竟然高达32%。排除行业影响因素后,年回报率为30%,再排除国别影响因素后,则为29%。前50位CEO为其公司股东平均增加了482亿美元的财富(对通胀、股利、股票回购及股票发行等因素进行调整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排名垫底的50位CEO的平均绩效。这些CEO在任期内实现的股东总回报率为-70%,相当于年回报率为-20%。他们导致公司股东价值平均减损183亿美元。
史蒂夫·乔布斯排名第一,他在1997年苹果公司陷入困境时复任CEO。在他的领导下,公司按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达到惊人的3,188%(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4%)。从他复任CEO直到2009年9月底,苹果公司的市值增加了1,500亿美元。
尹钟龙位列第二,他在1996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的CEO,是一位为人处事相当低调的企业领导人。他带领三星公司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型,从一家存储芯片和仿制品制造商转变为销售尖端手机等数字产品的创新企业。在其任期内,公司股东财富增加了1,270亿美元,按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为1,458%。
在已卸任CEO中,尹钟龙的绩效排名第一。这些已卸任CEO的绩效已经明确。相比之下,对于现任CEO,我们则需要谨慎一些;他们的绩效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排名第六的约翰·马丁也是一位绩效出众,却极为低调的CEO。他从1996年开始领导吉利德科技公司。该公司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在其任期内,该公司按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为2,054%,即年化回报率达到26%。在人们眼里,马丁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企业领导人”,他正在想办法向发展中国家供应一
些救命药品。他领导公司开发的抗艾滋病药物,每日只需服用一片。另外,公司还开发了抗病毒药物达菲(Tamiflu)。
明星CEO是否入围?
在与其他CEO排行榜进行比较时,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人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例如,《巴伦周刊》(Barron's)的编辑们在与投资者、分析师和高管们广泛交谈后,出炉了“2009年全球最受尊敬的30位CEO”排行榜。其中有5位同时入选了我们的前30位CEO排行榜,他们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亚马逊公司的杰弗里·贝索斯、孟山都公司的休·格兰特,以及特易购公司的特里·莱希。但是,好几位《巴伦周刊》认为“最受尊敬”的CEO远在我们的前50位CEO排名之外(甚至连前200名都未进入),他们是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任天堂公司(Nintendo)的岩田聪(Satoru Iwata)、IBM公司的彭明盛(Sam Palmisano),以及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的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
其他许多著名的CEO也未入选我们的榜单,包括雷诺-日产公司(Renault-Nissan)的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菲亚特公司(Fiat)的塞尔焦·马尔基翁内(Sergio Marchionne)、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的麦晋桁(John Mack)、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诺华公司(Novartis)的魏思乐(Daniel Vasella),以及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的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他们中有些人的绩效并不一定逊于他人,只是根据他们迄今所实现的股东总回报率,他们还无法进入我们的全球高绩效CEO排行榜。
当我们观察美国林林总总的CEO薪酬排行榜时,也发现我们的前50位CEO榜单与它们没有多少相同之处。这可能是因为双方衡量的时间跨度不同,我们评估的是CEO的长期绩效,而有些榜单只看CEO的年薪。有趣的是,在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评选的2008年十大薪酬最高的标准普尔500公司CEO中,无一人入选我们的前50位CEO榜单。但是,我们的榜单与薪酬考评期较长的榜单有一些重合之处。在《福布斯》杂志(Forbes)评选的2003年~2008年前50位薪酬最高CEO中,有5位入选了我们的前50位CEO榜单。其中包括史蒂夫·乔布斯,他在那份高薪CEO榜单上位居第三;还有约翰·钱伯斯(高薪排名第六),他在我们的榜
单上位列第四。不过,入选最受尊敬和薪酬最高CEO排行榜,与入选我们的前50位(甚至前200位)长期绩效最高CEO排行榜,似乎没有多大关联性。
哪些因素有助于CEO实现高绩效?
假设你是新任CEO,你接手时公司处于何种状况,或者你自身的背景有多强,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你的绩效排名?我们的分析揭示了某些帮助CEO取得高绩效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分析还远远不够详尽,但有助于我们拨开当今争论的迷雾。
国别与行业 快速浏览一下我们的榜单,你会发现高绩效CEO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并没有集中于某一个国家。在前50位CEO中,有19位来自美国公司,占38%,但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总共1,999位CEO中有42%来自美国公司。前50位CEO分属16个国家,而前200位CEO则分属25个国家。高绩效CEO并没有扎堆于自由市场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事实上,我们的分析表明,国别差异对排行榜上CEO绩效的影响仅为8%。
虽然我们注意到高绩效CEO集中于某些行业,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行业差异对CEO绩效的影响为11%。前200位CEO多来自以下这些行业:能源、电信、医疗设备和医疗服务,以及零售。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来自能源行业的CEO仅占4%,但前200位CEO中有12%来自能源公司。能源行业涌现出较多的高绩效CEO并不令人惊讶,而某些低增长行业,如零售业,也不乏高绩效CEO,这一点颇有启示意义。这说明即使不在高增长行业,CEO也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尽管在前10位CEO中,有6位来自信息技术或互联网相关行业(苹果、三星、思科、亚马逊、eBay和谷歌),但在前200位CEO中,并没有出现高科技公司过多的情况。许多来自汽车、汽配以及传媒行业的CEO绩效排名垫底,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也有少数来自汽车行业的CEO表现得非常出色,如现代汽车公司的郑梦九在我们的榜单上高居第29位。(遗憾的是,2007年他因挪用公款被判缓刑,名誉受损)
是否内聘 到底是内聘CEO的绩效更好,还是外聘CEO的绩效更好,这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传统观点认为,外聘CEO更善于推动变革和改善绩效,尤其是在低绩效公司,因为他们更加客观,而且较少受到公司内部的利益群体和所谓金科玉律的羁绊。在我们的榜单上排名第19位的约翰·汤普森就是外聘CEO取得成功的一个很好例证。1999年,他离开IBM公司,接掌当时业绩平平的赛门铁克公司,并在10年任期内将赛门铁克转变成业绩出类拔萃的公司。
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和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以及其他管理研究人员则支持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提拔内部人才担任CEO是更好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是,外聘CEO的成本很高,而且要推动公司长期增长,CEO必须对公司及其所属行业非常了解。在我们的榜单上,有许多人都是一步步逐级晋升至CEO的,尹钟龙就是其中之一。他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三星公司,在公司服务了30年之后,最终成为CEO。排名第五的穆凯什·阿姆巴尼也是如此。1981年,他进入信诚工业公司时,那还只是他父亲经营的一家纺织公司。
但是,根据对1,999位CEO的分析,我们认为内聘CEO的绩效往往更好。在整个榜单上,内聘CEO的排名平均要比外聘CEO高57位。与其他公司相比,陷入困境的公司更有可能外聘CEO。有些公司在新CEO上任前的两年里,股东总回报率不超过-46%,这其中有37%的公司选择了外聘CEO,而在所有样本公司中,选择外聘CEO的公司占21%。但是,当我们对接管低绩效公司的CEO进行比较时,发现外聘CEO的表现并不比内聘CEO好。
是否拥有MBA学位 金融危机过后,许多权威人士将矛头对准了MBA,认为商学院培育了后果严重的贪婪行为,向高管人员传授了错误的管理模式。因此,我们决定看看拥有MBA学位的CEO,其绩效是更好,还是更差。我们查看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公司的CEO,在这些国家可以查到可靠的学位信息(总计1,109
位),结果发现32%的CEO拥有MBA学位,其平均排名要比没有MBA学位的CEO高40位。即使在饱受诘难的金融行业,我们发现拥有MBA学位的CEO,其排名往往更高。这表明拥有MBA学位的CEO并非如某些批评人士所指责的那样,是导致公司价值减损的罪魁祸首。
是否有绩效跑道 作为CEO,你在下面哪种情形下更可能取得辉煌成就?一种情形是你的前任绩效平平,留给你的公司在经营上举步维艰;另一种情形是你的前任非常成功,你接管的公司实力强劲。许多人会认为,如果公司实力强劲,就为CEO创造卓越绩效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平台。我们发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有些CEO上任时,公司前两年的绩效很差,而有些CEO上任时,公司前两年的绩效斐然,但前者的平均排名还要比后者高96位。
当我们以前任CEO整个任期内的绩效为参照对象,上述排名差距就更为明显。我们掌握了790家公司的CEO及其继任者的绩效数据,根据对这些公司的分析,我们发现前任绩效出众通常并不会为继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绩效跑道。在我们研究的1,999位CEO中,排在前50%的CEO,其继任者的平均排名要比其他CEO的继任者低583位。例如,约翰·鲍默(John Bowmer)在我们的榜单上排名第143位,他在1996年~2002年间担任德科公司(Adecco)的CEO,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其继任者热罗姆·卡耶(Jérôme Caille)据说上任3年后就因为业绩令人失望而被迫离职。总之,我们发现鲜有CEO及其继任者在榜单上均名列前茅。如果CEO上任时,公司绩效起点较低,则更加有机会铸就辉煌。
终极标准 由于保持成功似乎是件相当困难的事,要对CEO做出最有效的评判,我们或许应该看看其卸任后公司的绩效情况。但是,大多数绩效衡量指标(包括我们的在内),都不关注CEO离开后的公司是强还是弱。我们认为,最终金榜题名的CEO,其公司的绩效在其任期内和卸任后均应十分出众。为此,我们从中找出了卸任已有3年或3年以上的CEO,得到一份列有803位CEO的名单,然后根据这些CEO任期内和卸任后3年里的公司绩效情况对他们进行排名。(参见副栏“哪些CEO卸任后公司仍取得卓越绩效”)
虽然CEO排名五花八门,已经催生出一个家庭作坊式的产业,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推动CEO取得成功的因素,因为这些排名总是着眼于短期绩效,而且对于美国以外地区的CEO,能够获得的数据极少。在编制这份排行榜时,我们设法克服了这两大障碍。我们相信,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评估CEO的贡献,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真实的情况。
我们编制的前50位CEO排行榜表明,高绩效CEO并没有集中于某个国家或行业。但是,通过加大研究的时间跨度,我们的确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许多默默无闻的CEO连年取得卓越绩效,却并非杂志封面故事和商学院案例研究的主角。他们的成功为考评CEO的新方法提供了佐证。只有对CEO任期内和卸任后的公司绩效进行分析,我们才会开始理解卓越领导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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