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小说论

于静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范庆超

吉林长春130032）摘要：叶广芩的小说从文体上可分为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前者以《青木川》《状元媒》《采桑子》《全家福》为代表，多采用怀旧笔法、“回忆录”式叙述口吻，讲述了作家的人生见闻和家族生活，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和历史主义色彩；后者以《黄连厚朴》《山鬼木客》《梦也何曾到谢桥》（中短篇小说集）为代表，笔涉抗战、“上山下乡”运动、生态环保等题材，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批判精神。关键词：叶广芩；小说；怀旧笔法；现实主义品格；批判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18）12-0068-04叶广芩，1948年10月生于北京，满族，叶赫那拉氏。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木川》《状元媒》《采桑子》《全家福》等；中短篇小说集《黄连厚朴》《山鬼木客》《梦也何曾到谢桥》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奖项。忆，复现上个世纪50年代青木川的民间历史。小说叙述的动力和契机便是对青木川的“访旧”。除了离休老干部冯明之外，小说另有两个寻访者，分别是冯明的女儿作家冯小羽，以及冯小羽的同学钟一山博士。这三个寻访者的寻访，构成小说的三条叙述线索。冯明寻访的是自己的“革命记忆”，冯小羽寻访的是青木川的土匪魏富唐的传奇人生，而钟一山寻访的是杨贵妃与青木川的历史勾连。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其中冯小羽寻访的部分，即有关土匪魏富一《青木川》主要讲述了陕南山区的一个名叫“青木川”的小镇的前世今生。小说采用回忆笔法，通过曾在青木川领导剿匪工作的解放军三营教导员冯明的“访旧”展开叙述，连同青木川老人们（诸如魏元林、魏漱孝、郑培然、许仲德等）的追唐的传奇人生，是小说的叙述重心。关于这部分，叶广芩付诸了很多的笔墨，讲述了魏富唐如何创建地方武装、归顺共产党的始末、被剿灭的境遇，以及兴办教育、发展经济、开启民智的义举。还叙写了他与朱美人、大小赵、谢苗子、谢静仪的爱情传奇，塑造了一个民间史语境下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土匪形象。而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目的。对于中国近代收稿日期：2018-06-17作者简介：于静（1984-），女，辽宁朝阳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范庆超（1981-），男，辽宁清原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满族文学。项目基金：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族说部的女神文化特色研究”（2016B242）。

68

史中的土匪，人们总容易将其脸谱化，想当然地视之为“无恶思在其中。”（《宋桑子·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而不作”“十恶不赦”，实则有违于历史的实际。叶广芩想改变《状元媒》采用戏名冠谓章节则更多倾向于戏剧情节与人生内人们对土匪的常规化理解，也想藉此纠正人们固化、平面化的历史观。《状元媒》是一部具有“家史”性质的小说。小说以“回忆录”式的口吻，讲述了我的父母在晚清状元刘春霖的撮合下结为连理的“状元媒”故事。并以此为背景，勾连起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叶广芩凭借自己的京剧喜好、戏剧文化积淀以及人生体验，别出心裁地使用戏名来象征性隐喻、对应诸般人生形态，营造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叙述氛围。正如叶广芩自己概括的那样：“小说以父母的结合为契机，以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为背景，以我的视觉为轴线，冠以京剧的戏名而写成。”小说的篇章由十一个戏名组成，分别为“状元媒”“大登殿”“三岔口”“逍遥津”“三击掌”“拾玉镯”“豆汁记”“小放牛”“玉堂春”“凤还巢”。主要讲述了我的父母、我的舅舅陈锡元、我的表兄大连和小连、我的七舅爷、我父亲的同学王国甫、我的五哥、我家的老厨子莫姜及其丈夫张安达、我的五姐和五姐夫、我自己的人生际遇。这部小说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份各异，活动的社会空间广阔，具有一定的社会标本性和历史概括力。由他们组成的人物形象系列，有效地串联起一部老北京的“人生史”。这种人生史虽然具有一定的民间色彩，带有几分“野史”意味，但得到了叶广芩“家族史”的辅证，又表现出一定的合历史规律性，因此具有了一定的“信史”色彩。这种蒙着“野史”面纱的“信史”，无疑有助于了解北京百年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采桑子》也是一部带有“家史”性质和自叙色彩的小说。依然是以我为视角，叙述了北京金家十四个子女的故事。因为同写家族故事，所以《采桑子》与《状元媒》难免存在一定的情节交叉，某些家族成员的人生经历在两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互现。但两部小说又有明显的不同。首先，《采桑子》的生活容量要小于《状元媒》。所涉人物相对较少一些，多局限在家族内部。而《状元媒》包罗的人生更广阔。其次，《采桑子》将纳兰词的词牌作为篇章名，而《状元媒》则以京剧的戏名作为章节名。二者的象征思维机制虽然相似，但寄寓的旨意和情感却不尽一致。“今日将其《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一词的词牌、词句作为本书书名及章节名，一方面是借其凄婉深沉的寓意，弥补本书之浮浅；一方面也有纪念先人的意容的对应性勾连，多属“知识性隐喻”，而《采桑子》的“词牌象征”则偏向“情感性隐喻”，所以《采桑子》的抒情性更强，“凄婉深沉”的情感氛围也有效烘托了小说的悲剧性叙事。《采桑子》中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悲剧色彩。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爱新觉罗子弟的命运悲剧？在叶广芩看来，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八旗子弟劣根性”。对于“八旗子弟劣根性”的揭示，体现了叶广芩作为一位满族作家、一名“八旗子弟”后裔的民族自省意识，或者说是对满民族性格的负面因素的失望。“八旗性格”固然有“劣根性”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在《采桑子》叙写的某些八旗子弟的命运悲剧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了某些正面的“八旗性格”（或者说“八旗精神”）。比如老五金舜锫的儿子金瑞对婚姻的选择，我们看到了“八旗性格”的积极方面，比如超功利、超庸俗的取向，重义轻利的品格。这些性格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导致了八旗子弟的物质贫困，但也成就了他们一股子“劲儿”、一种精神气格。这种“劲儿”，可能在凡夫俗子看来是一种“愚劲儿、傻劲儿”，但身临其境的八旗子弟们确视之为当然，践行之、坚守之，且不为世俗所动。这种“劲儿”无疑带有贵族气，富于超现实、超功利色彩，体现了满民族精神的超拔性。再如老七金舜铨，他是名满京师的画家，他一生醉心于。无论生活境况如何，绘画界发生了什么新动向，他都不改初衷，始终追逐一丝不苟的工笔画风，并沉浸其中、自得其乐。尽管他会遭遇尴尬，但金舜铨依然还是那么飘逸儒雅，坚守着自己的艺术标准。这种喧嚣中的坚守，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产生一流艺术的必要前提。在中国文化史中，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众多一流旗人艺术家，不能不说与这种倾心“体物”的“八旗性格”紧密相关。如果说对于“八旗子弟劣根性”的批判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历史心理预期，那么对于正面的“八旗性格”的发现确有些“出乎意料”。但正是这种正面发现，显现出叶广芩作为满族作家的一种民族文化自信。的满族文学品格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如果说《采桑子》《状元媒》的家史叙述带有自叙色彩的话，那么《全家福》则可以说是一部他者的家史。在这部小说中，叶广芩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了京城著名建筑世家赵家第十九代传人王满堂家族几代人，以及灯盏胡同儿街坊邻里们从解放前至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风风雨雨。69

“盗御马”“文人画”《采桑子》王满堂及其街坊邻里的家庭生活史在小说中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使得小说显得有些散碎，但也展示了寻常生活的百态。很多人生的酸甜苦辣、离合悲欢、生死爱恨在这里得安队队长）史国章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突破口，复现了1943年5月华北日军制造的“临州大屠杀”的历史细节。小说一方面是为了凸显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另一方面也是想呈以展现，引发人们对人伦道义的理性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现历史的复杂性，试图改变对“汉奸”和“侵略者”习以为常的在家庭生活史的叙述中，我们总是能够捕捉到类似于“公私“脸谱化理解”。《霜》主要讲述了日军战争遗孤李养顺在中国合营”“发公债”“修建人民大会堂”“大炼钢铁”“反右”“文革”成家立业后重返日本，所遭遇的种种文化隔阂和生存困境。“上山下乡”“中美建交”等时代历史讯息。这些讯息或者出自于家庭成员们之间的谈话，或者来自某些家庭成员的亲身经历，总是有一些可靠的见证。如果仔细捋顺一下，会发现这些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严谨次序，显然是经过了叶广芩的用心编排。她试图通过家庭生活来演绎时代的变动，并且倾向于通过家庭生活的乱离来折射时代历史的荒谬。这就使得《全家福》的家庭生活史叙述超越了日常性，具备了承载政治历史的功能性价值。除了家史之外，王满堂及其后代的“建筑工作史”也是《全家福》的重要内容。小说要突出的正是王满堂热爱建筑业、热爱古建筑文化这种执着的职业精神和传统文化捍卫意识。为了将这个问题引向深入，叶广芩还有意设置了对比性存在，这便是王满堂的后代们对王满堂心之所系的建筑业的态度。这当中，叶广芩不断地让王满堂发声，规训那些偏离了行业正道的“不肖子孙们。这些规训，不仅是职业规训，更是道德规训，在世风日下的当今，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二除上述几部长篇小说，叶广芩还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主要收录于中短篇小说集《黄连厚朴》《山鬼木客》《梦也何曾到谢桥》等。根据这些小说的题材内容，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复现抗战记忆、反思战争后遗症的作品，诸如《风》《霜》《雾》《雨》《霞》等；第二类是表现陕西民间生活的作品，以《天上船》《对你大爷有意见》《岸边》《上镜》为代表；第三类是呼吁野生动物保护的作品，包括《狗熊淑娟》《熊猫‘碎货’》《老虎大福》《山鬼木客》等；第四类是题材视点比较散碎的、较难统一归类的作品，主要有《夹金山穿越》《孪生》《学车轶事》《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寂寞尼玛路》《套儿》等。在第一类题材的小说中，《风》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我”（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的学者）寻访战争遗迹，以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六支队少佐西垣秀次和汉奸（华北临州保70

从侵略施动者的角度反思战争代价。《雾》通过展示慰安妇张高氏的苦难，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但小说的主旨并不止于此。而是通过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修子对待张高氏的功利主义态度（将张高氏视为其“捍卫女权”的符号），以及战后日本民间团体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敷衍，折射日本社会对待侵华历史的不诚实、不悔改的顽梗态度和反历史倾向。《雨》原名《广岛故事》，以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历史背景，通过两个怕雨（受核爆炸所导致的黑雨之害）的老人山本柯子和柴田榕子的受害经历，谴责核战争对人类的无穷伤害。的题材性质与《霜》类似，依然关注的是日本战争遗孤重返日本的膈膜问题。只不过主人公变成了金静梓。小说主要展现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金静梓，与吉冈家族的成员们在历史观、战争观、家族观、两性观、生活观等方面的分歧与差异，折射出海外战争遗孤重返日本社会的艰难。在第二类题材的小说中，《天上船》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回忆了“我”赴陕西农场插队的生活。“插队记忆”显得琐碎：“我”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改造的经历、被拖拉机手歧视、与农村夫妇之间的患难情谊、充满诗意但却无望的爱情……小说的主要目的是记录“被荒废的青春”，进而引向历史反省。《对你大爷有意见》依然是第一人称视角，记述了“我”在野竹坪乡政府挂职副书记期间的一段见闻。鲜香椿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她是一个性情刚烈的离婚女人，她为了“竞选”乡政府的妇联副主任，送“我”五瓶香椿，希望“我”能投票给她。她的理由是“我是真想为女人们说说话做点事”。尽管“我”对她表示同情和理解，但还是无法改变已经“内定”的习惯性套路。鲜香椿虽然向乡政府抗议，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小说通过一个离婚的乡间女子向流言蜚语、向男权政治的抗争，张扬了女性意识。同时也显示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在乡村基层政治秩序中“天真的尴尬”。《岸边》和《天上船》题材类似，都属于“知青小说”。仍取材于作者曾经的农场插队生活。讲述了“我”与农场其他几位成员：开拖拉机的老万、做饭的李瘪、厂长兼指导员雷春茂之间的日常生活交《霞》往。从这些交往中，我们可以窥见许多历史的痕迹，诸如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成分论、大跃进、五·七道路。这些历史的负效应均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我”这一代人的生活，造成了“我们”的迷惘、痛苦、尴尬和无奈。这是叶广芩此类“知青小说”的共同旨向。在第三类题材的小说中，《狗熊淑娟》讲述了一只名叫所以遭到了动物园的遗弃，被卖给了民间马戏团。饲养员林但最终“领养它的人也是要吃它的人”。“淑娟”的熊掌成了餐通过林尧和“淑娟”之间的真情和默契，说明人类和动物的爱也可以到达人际之爱的层次，进而从爱的表达能力上肯定了动物与人类的平等。《熊猫“碎货”》记述的是四女一家人对熊猫“碎货”（山里人对所喜爱的孩子的昵称）的怜悯与拯救，凸显人类对于动物的温情，呼吁人和动物的和谐。但小说的生态思想并不止于此，有两处情节值得注意：第一处情节是四女[11]]对“碎货”天性的尊重（“又脏又咬人的熊猫才是真熊猫”，第物伤害时就一定要以牙还牙吗？没有其他的生态策略吗？如何科学理性的解决人和动物的矛盾，进而实现人和动物的和谐共居？这是该小说关注的深层生态问题。在第四类题材的小说中，《夹金山穿越》是一部具有“穿越”色彩的小说。我们在一次考察藏区的归途中，在海拔3000多米的夹金山产生了一次神奇的幻觉：我们与当年翻越援引的观点是：“有人提出了时空的缠联和存在转移的观点，折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尽缠联的全像。”（《夹金山穿越》，小说的新颖题材和奇幻色彩使其具有某种探索性质。《孪生》的主题有关孝亲人伦。即使“我”知道“我”与肖小梦是真正的孪生姐妹、与毓松并非真正的孪生兄妹，“我”依然没有选择依附富贵之家，而是同毓松一起承担家庭的重担，奉养病中的母亲。“直系血缘”在“非亲道义”面前，并非具有绝对优势，这是小说的重要旨向。《寂寞尼玛路》带有散文色彩，讲述了“我”去西藏尼玛的旅行见闻。对少数民族地区贫穷的优叶广芩的少数民族情怀。《套儿》以儿童视角叙写了“我”与儿时的玩伴“套儿”之间的往事。小说以童年游乐记忆开始，以无常感。小说既是缅怀故人，也是缅怀时光、缅怀老北京的胡同生涯，儿童记忆中散发出浓浓的“京味儿”。“淑娟”的狗熊的遭遇。因它是一只老狗熊，盈利价值不大，夹金山的红军一老一少两名战士相遇。对于这次奇遇，作者尧积极奔走求助，为“淑娟”寻找归宿，希求获得企业的领养。过去、现在、未来，此地和彼地，时空宇宙的每个部分都交互桌上的美味。小说谴责了人类伤害野生动物的残忍。同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这似乎可以解释“穿越”现象。二处情节就是“碎货”最后咬碎了窗框，冲出小屋，返归自然。思、对少数民族人民真挚性情的感动，体现了作为满族作家这就强调了“自然才是野生动物的归宿”的成熟生态观。《老虎大福》讲述的是山里人二福对大福（老虎）的深情，表现一种人福的猎杀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显现出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残忍迫害和疯狂索取（将虎油、虎肉、虎骨、虎皮悉数瓜分）。猎杀大福的原因在于它吃掉了农户的家猪，当人的利益被野生动和动物的缘分和默契。这种“物我合一”的状态与二福爹对大“套儿”患痨病搬家离开从此下落不明结束，表现了一种人生[责任编辑王占峰]

OnYeGuangqin’sNovel

YuJingFanQingchao

（ChangchunNormalUniversity,Instituteof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Changchun,JilinProvince130032）Abstract:Yeguangqin’snovelmightbedividedtwokindsinstyle:longnovelandmiddle-shortnovel.TheformerismadeupofnovelssuchasQingMuChuanandZhuangYuanMei,CaiSangZiandQuanJiaFu.Inwritingthiskindofnovels,themethodofnostalgicstyleandthetoneofrecallingwerealwaysusedbythewriterinordertotellingaboutherknowledgeandlivesconcerningherclan.Allthisreflectbrightrealisticcharacterandhistoricalcolor.ThelatterisrepresentedfornovelssuchasHuangLianHouPuandShanGuiMuKeandMengYeHeCengDaoXieQiao(everyoneisthecollectedworksbelongtomiddle-shortnovel).Theseworksareconcerningthewarofresistance,thedriveofworkinginthecountrysideandmountainAreas,protec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soon.Allthisdisplaythestrongconsciousnessofinterveningsocietyandthecriticalspirit.

Keywords:Yeguangqin;novel;writingmethodofnostalgicstyle;realisticcharacter;criticalspirit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