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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城墙历史意义的变迁

2020-02-18 来源:欧得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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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城墙历史意义的变迁

作者:燕鸿鹏 戴佳 曹小月 杨扬 张莹 来源:《科技资讯》2011年第29期

摘要: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雪雨,南京明城墙虽然至今屹立不倒,但在外貌现状已发生局部的改建。随着城墙外貌的变化,它的历史意义也在不断变化。首先,在时代逐渐走向和平的历程中明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衰落;其次,从一开始人们只重视明城墙的文物实物价值而忽视它的文化艺术价值逐渐发展到今天的文化艺术价值得到社会认同;再次,明城墙多元化的潜在意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现。 关键词:南京 明城墙 历史意义 变迁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10(b)-0000-00

城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城墙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浩大工程、精湛工艺,以及作为一种历史信息的载体,不仅体现着统治者的筑城指导思想,更伴随着一代代人见证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城墙在抵御外敌入侵、减轻自然灾害等方面,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1]。

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墙的原生价值及其意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近代,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以及火、兵器的飞速发展,人们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城墙,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甚至卷起过大面积拆除城墙的热潮。同时受风雨侵蚀,很多城墙表面脱落严重,引发墙体坍塌。

南京明城墙,为明代初期洪武、建文、永乐(至永乐十八年以前)三朝帝王的都城城墙,是我国第一个在江南定都的统一王朝的首都象征,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在冷兵器时代,为守卫南京城做出过巨大贡献。

南京明城墙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它不仅对开发南京旅游产业有重要意义,对吸引海内外投资和南京的文化建设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城墙风光带的开发和建设,以城墙为中心的旅游活动日益增多,据南京市旅游局公布的数据,从目前开放的台城、中华门、阅江楼这三个景点来看,每年仅门票收人约200万元,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南京明城墙还是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门瓮城上被侵华日军炮火轰塌的铺楼,中山门北侧、下关小桃园、中华门等处城墙壁上累累弹痕,像一部无字文书昭示后人居安思危,莫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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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明城墙的现状

现在的南京明城墙,东傍钟山,西据石头,南凭秦淮,北控后湖,周长96里,现存约21公里。这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墙,也是中国少有的保存良好的古代城墙,是南京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南京城初成时共有四重城墙,由外向内分别为外郭(外城)、内城(京城)、皇城和宫城,现在所说的南京城墙指内城城墙。外郭为土筑,原有18座城门,周长约60公里,早已湮没无存,仅余城门地名流传至今[5]。所以,今南京城墙,系指京城城墙。

从国内现存影响较大的古城池来看,大都建有城楼,而且大都是参考原状新造的。而南京明城墙现有城门缺少城楼,严重影响南京城墙整体形象的视觉美。南京城墙本体与周边环境存在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不少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不乏现今违章建筑。

2 南京明城墙历史意义的变迁 2.1 与明城墙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 2.1.2 明城墙的修建

明朝定都南京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1374年至1378年)修建京城城墙,拉开了明城墙的历史序幕。 2.1.3 城门的加建

随着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南京明城墙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增加城门、拆除皇宫城墙的呼声越来越高。1895年,张之洞为配合新建的南京港,自“仪凤门外下关淮口以西新设码头起,修造马路至城内碑亭止,计长十五里”,从碑亭巷到两江总督府延伸至通济门,成为贯通南京城区南北的主干道。1909年,两江总督举办“南洋劝业会”,在临近会场的明城墙上增开了一座新城门—丰润门(现称玄武门)。这座城门打通了通往玄武湖的通道,使玄武湖成为南京的“后花园”。1914年,由南京下关商埠局首先倡导下,为开辟新的街市,在仪凤门以南又新开海陵门(现称握江门)。可见,整个清朝时期,城市化规模的扩大,人们对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使得明城墙成为城市发展的阻碍。 2.1.3 拆除明城墙的前奏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狭隘的民族意识,南京发生了拆除满城(含皇城和宫城大部)城墙事件。拆下的城墙由南京筹办旗民生计局变价作卖,这种“以工代贩”性质的拆城,成为后来拆除南京城墙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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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拆除自神策门至太平门之城垣。此议因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而终止,加上南京城北有大片空地为当时城市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因此城墙对南京城市的发展问题还不算过于突出。但是,南京城墙的保护与城市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己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问题。 2.1.4 明城墙得到重视与保护

到20世纪50年代,约三分之一城墙被拆除,近8000万块城砖散失。20世纪70-80年代后,全社会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南京明城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也因此得到了关注。南京明城墙潜在的多元价值正在逐步得到挖掘和整理,南京城墙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了明确定位。有关部门对保护南京明城墙进行了立法,1984年编制完成《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南京城市规划纲要》等文本,在强调南京城市布局中突出古城格局及环境特色时明确指出旧城的标志最有价值的当属明代四重城池。此后的城市规划、建设和舆论,对南京城墙的保护意识和力度不断强化。

20世纪90年代南京市从旧城改造进入新城区开发的历史性跨越,其核心在于跳出明城墙将南京城维护封闭的单一中心城市空间,转变为多中心城市格局。这一转变不仅最大限度地保护南京古都风貌,也为南京城市未来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2.2 功能的变迁

南京明城墙的意义一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变迁,原因有三:一是政权更迭的影响;二是攻城器械的发展;三是城市建设的发展。人们对南京明城墙的认识表现为对其实用功能的失落,然后才是文化价值的发现。

2.2.1 明城墙建成之初的创新意义

南京明城墙是我国第一个在江南定都的统一王朝的首都象征,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南京明城墙所包含的皇宫前朝后廷及整体的布局,不仅成为洪武初年明中都(今安徽凤阳)的范本,也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1420年)建造皇宫的蓝本[4],对明、清皇宫的建造思想和京城及其他城垣的建造、维修工艺产生巨大影响,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南京明城墙的布局运用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传统的堪舆术,以实战防御、实用为建筑原则,依据地形险要,“皆据岗垄之脊,控江湖之势”。南京地处江湖丘陵交汇之处,地形复杂。南京明城墙总体布局摒弃了方整规矩的古都城型制,依地形地势大胆采用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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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瓮城是南京明城墙城门特有的附属建筑之一。它打破了传统的瓮城置于城外的惯例,将瓮城设置在城门内侧。内瓮城不仅体现了“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道家思想,还另筑藏兵洞以增强城门的防御能力,是中国古代瓮城建造史上的创新之作。

南京地层松软,地基是为稳定明城墙所采取的一项加固措施。南京明城墙周边某些地段不适合建造负荷过重的建筑物,建造者们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挖松软土至原生层,再以杉木为桩密集夯入;上铺“井”字形木排,用来转承城墙负荷;木排上再以巨石为基。城墙地基这种处理方式,为全国古城墙所少见。

护城河护卫南京城和南京明城墙。它不同于其它护城河由人工开挖,而是充分利用南京周边的河道、湖泊,再人工开挖使之连接。因此,南京明城墙的护城河不仅宽阔,而且带有明显的自然风光。

水关与涵闸。南京明城墙的水关设计精巧、合理,反映了明初精湛的筑城工艺和城市水利运用思想。直至今天,不少水关还在使用中,发挥着调节城市河道水量的作用。 2.2.2 防御功能的衰落

南京明城墙是冷兵器时代优秀的军事作品,工程庞大而精密,气势磅礴。南京明城墙是当时最大、最为坚固的平战结合的防御体系实例:城墙高14-22m,顶宽4-9m,最宽处达18m,包围面积41km2。中华门城堡堪称我国城市防御设施之最,规模宏大,结构坚固,能攻能守。 朱棣迁都后,南京作为“留都”,政治地位下降,城墙建设开始不受重视。至清朝和民国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明城墙陆续遭到破坏。历史的风云变幻,使得曾经固若金汤的明城墙面临近代战争中子弹和炮火的考验,同时也见证了历史的脚步。南京明城墙起初的军事防御功能在先进的火炮面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用功能的失落却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浮现。 2.3 历史文物实物价值与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2.3.1 历史文物价值

南京明城墙是唯一修建在南方的城墙,其充分利用了山水资源,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 城内依石头、马鞍、鸡笼、覆舟、龙广等山筑城墙,城外将外秦淮河、玄武湖作为宽阔无比的护城河,山水城林融为一体。

城、河、桥组合景观。环绕南京明城墙的护城河,是南京明城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护城河的水源,来自秦淮河、清溪、金川河以及玄武湖、前湖和琵琶湖等,经对城垣外侧河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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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开挖,引导河水入濠而成。宽阔的护城河水面,衬映高大坚固的南京城墙,再加上城门外护城河的桥梁,形成了一道秀丽的城垣风光。

据初步估算,南京明城墙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城砖用糯米汁、桐油和蓼草灰拌合的夹浆粘合而成,一般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大多数城砖留有铭文,少则一字,多则69个字。刻字手法有阴刻、阳刻、空心刻、双线刻。字体有楷、行、草、隶、篆等,五行均可见到。城砖铭文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包含了为南京城墙烧造城砖的区域、各地制砖工艺和制砖泥土样本、姓氏文化、简化汉字、民间书法和篆刻艺术等多元文化信息,有的铭文材料还可弥补史料的遗缺。南京明城墙城砖上大量的铭文内容是一座活的明初资料库。 2.3.2 历史科技艺术价值

明城墙有着合理的断面结构设计,严格的选材与质量监督机制,加上严密的施工技术与科学的粘接配方,这是明城墙历经600多年风雨、震灾与兵乱而依然屹立的原因。其处理手法灵活而独具一格,如瓮城的设计、水关的处理,尤其创造了利用自然山岩外壁贴城砖的方式,是明城墙独特景观之一。

周密的防排水系统。南京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区的防排水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 2.4 明城墙的多元潜在意义 2.4.1 逐渐从局部改变南京城的格局

清末,张之洞修造马路贯通南京城区南北,突破了自明代以来以明城墙划定城区的格局。随着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南京明城墙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增加城门、拆除皇宫城墙的呼声越来越高。

20世纪90年代南京从旧城改造进入新城区开发历史性跨越,其核心在于跳出原始的明城墙将南京维护封闭的单一中心城市空间,转变为多中心城市格局。这一转变不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南京古都风貌,并且为南京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

1992年,南京市建委会同规划、园林、文化等多个部门组织编制了《南京明城墙保护规划》,这是明城墙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全面的保护规划,局部上改变了南京城的布局。明城墙风光带规划的构思是以保护、利用与保护体系为基本出发点,以全体保护为基本原则,从城墙、城门、城河三个方面分别对城墙本体保护、环境保护、景观视野保护,以及明城墙风光带的综合开发与利用进行详细规划。而在南京城的整体规划中,对靠近明城墙部分的规划要以保护明城墙为首要目的,并且要将南京明城墙更好地加以突出、衬托和修饰,所以就在局部上影响了南京城的布局。南京市的发展从城墙内以皇宫为中心的一中心格局到现在的多中心格局,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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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经济价值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化大趋势下,真正有实力的城市才能生存下去。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明城墙、中山陵、总统府等全国甚至国际知名的景点,同时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这些优势资源加上周围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旺盛的旅游需求,无疑使南京成为一块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宝地。而拥有620多年历史的南京明城墙,则是南京的标志。 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城中的古城墙上,它以独特的形象最为生动地成为南京古都极具代表性的标志,对今天南京古都形象的强化和塑造,具有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南京明城墙对南京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着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价值和地位。1998年以来先后有南京邮电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扬州大学、南京第十三中学、南京昆仑路小学等在南京明城墙挂牌,明城墙成为大、中、小学生爱国教育基地[4]。 2.4.3 提高了南京市的国际知名度

广泛宣传作为南京城标志的明城墙是使南京推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随着南京明城墙申遗工作的有续开展,南京明城墙的历史和现状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全方位展示。树立明城墙历史与现代文明的新视觉,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南京的国际知名度,促进南京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改善南京的整体投资环境,促进南京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3 结语

文章主要从南京明城墙外貌现状上的变化和历史意义的变迁历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重点针对防御功能的衰落、历史文物实物价值、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多元潜在价值等可以明显突出明城墙意义的要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南京明城墙外观的局部改变使得它的历史意义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首先,在时代逐渐走向和平的历程中明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衰落;其次,从开始人们只重视明城墙的文物实物价值而忽视它的文化艺术价值逐渐发展到今天文化艺术价值得到社会认同;再次,跟随着时代的发展明城墙也逐渐显现出多元化的潜在意义,例如对南京城布局的局部改变、科学技术研究上的价值、发展南京旅游产业等经济价值、提高南京知名度以及提供爱国教育活动基地等等。

明城墙在这六百多年间的历史意义变迁轨迹表明,对南京明城墙存在价值的认识与其他历史文物一样,在漫长的历史中,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需要走一段又一段的弯路,才能认识到明城墙由初建时单一的军用价值转变为历史文物、社会、经济等多元价值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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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明城墙历史意义的巨大转变一方面是要指引我们加强对明城墙的保护,更重要的是防止我们步入保护方式的误区。如今拆城墙已是被认知的误区,那么,造假城墙则是因为无知而走向的另一个误区。为了发展旅游业赚钱,“合理利用”城墙的坍塌、豁口处新建和复建的混凝土城墙是一种功利的保护方式,严重破坏了明城墙的文物价值。而这个问题则需要在明城墙历史意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彭蓉,张永生.浅谈中国古城墙保护[J].山西建筑.2005,7(13). [2] 徐彦文.中国古城墙保护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3] 刘正平.南京明城墙风光带规划[J].城市规划.2001,(4).

[4] 程龙.中外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比较研究———以古建筑及其遗址开发利用为例[J].城市问题.2000,(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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