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族移民与汉族姓氏地名初探

有中原汉族人口进入云南,但是汉族姓氏地 名的发展与汉族移民的进入并不同步。据本

文研究，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兴起于明初大规 模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云南之后的明代中叶,

发展于明代后期,普及于清代。本文试图通

过考察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岀现、发展和 演变，来透视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发展历程及

其对云南社会历史的影响。一、明以前云南的汉族移民

与汉语地名在中国内地,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以汉 族姓氏命定地名起源很早。殷商、西周以降,

封邦建国，便有以姓氏、氏族称谓命定诸侯国

名及封邑地的情况，进而演变为地名。随后，

氏族支派繁衍，以一姓氏家族聚族而居形成

聚落日益普遍，姓氏地名开始普及，如赵庄、

孟家庄、杜县等等。姓氏地名成为汉族聚集

地地名命定的一种重要形式。然而这类地名 在云南出现则比较晚。从文献的角度看,最早记录云南地名的

文献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 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

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魅

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

棵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

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异这里的靡莫、滇、 同师、棵榆、需、昆明等都是秦汉肘期云南的

部族名,同时也是为外界知晓的最早的云南 地名。族群名与地名是吻合的，族群的活动

范围往往就是同名地名所代表的地理范围。

例如“靡莫\"，司马贞《索引》注:“夷邑名。”说 明“靡莫“既是古代云南的族群名，也是这一

古代族群活动区域的地名，大约在今云南曲

靖地区;“滇”为生活于滇池周围族群,曾建滇

国,故以“滇”名其地;“同师”在福唐地区，约

今保山一带;梯榆，在昆明地区，约今洱海地

区，部族名与地名混用。①所以，由司马迁首 次在文献中记载的云南地名，表现了两个特

点，其一，古族群名与古地名混用，反映了当 时活动于云南的古老民族各自用自己的语言 命定地名，并以此来代表自己的活动范围或

部族区域，这类地名都具有用古老民族语命

定的特点;其二,作为外来记录者的司马迁对

云南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仅了解了

那些影响较大的族群、部落的一般称谓,或以 其族群、部落名作为活动范围界定的地名，而 对众多的“以什数”的较小的部落、氏族，以及①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勉理考释》上册，中华

书局1987年版，第1〜28页考证。

299他们的活动范围的地域名称都无法深人了解

和记录。所以,第一次在古代文献中反映的 云南地名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但我们仍

可看出,云南地名的最早命定大多是古民族 语,并有地名与部落同名的特征°汉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置郡

县的深入，一批带有统治者经营云南政策理

念的汉语语义地名在云南应运而生，如益州

郡（西汉设，治云南晋宁）、永昌郡（东汉设，治 云南保山市）、兴古郡（三国时蜀浹设,约为今

红河州、文山州一带）、建宁郡（两汉之益州

郡,蜀汉改建宁郡,至东汉分为建宁、晋宁、建

都三郡①，治今曲靖）等等。与此同时，众多

的汉族官员、军士和屯垦者进入云南,云南出

现了第一次汉族移民高潮，开始有了以汉户

为主的定居聚落，甚至出现了具有汉族姓氏 为特征的南中大姓，但我们在当时的文献记

载中,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之类 的正史，还是《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地方文

献都未能找到明确冠以汉族姓氏的地名。②

说明这一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有浓厚

的官府组织特征，定居于中央王朝控制云南

的主要军政重地，是官府在云南实施统治的

重要工具，他们主要聚居于带有当时统治者

经营云南政策理念的汉语语义地名地区。云南最早以姓氏命定的地名出现在唐

代。《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姚州条说:

“武德四年（621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

多姓姚，故置姚州汇姚州原为汉晋时期的青

蛉县,西晋衣宁元年（323年），由于李釀等寇

扰宁州,宁州刺史王逊遂遣姚岳将兵征讨，大

胜，遂定居于地中③姚岳为云南郡人,由此名

震一方,三百年后,唐代将青蛉郡改称姚州,

一方面表明以内地姓氏冠名的地名命定方式

开始在云南出现;另一方面可看出，姚氏的繁

衍,因其地“多姓姚”,在云南形成了一姓氏家

300族聚集现象，反映出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发展

的道路。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进入云

南的第一批汉族移民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

“夷化”历程④,聚居姚州的姚氏，我们只能说

他们是汉族移民的后裔，却不能简单地认为 他们仍然是汉族。所以,在此只能说“姚州”

的设置标志着具有汉族姓氏地名特征的地名

命定方式在云南出现了°尽管姚州的设置,使云南开始有了汉族

姓氏地名，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

云南仍没有汉族姓氏地名的记载。这并不等

于这一时期云南没有汉族移民进入，而是进

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未能形成相对集中的定居

地,尚无汉族聚落类的新增居民点出现，这一

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大多是分散定居于

当地民族之中，很快就被当地民族“夷化”了， 故还不具备汉族姓氏地名命定的基本条件。

例如唐代，曾有大量的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唐 初设姚州都督府，《旧唐书•张柬之传》载：

“旧例每岁差募兵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

险，死者甚多。”这类进入云南的镇守的军事

人员除了 “死者甚多”原因外,还因轮番镇戍，

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汉族聚居点。唐中叶的天

宝战争，唐朝在云南损兵折将20余万人/云

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者数十万”⑤。可见，

天宝战争入滇唐军损失无数，可能部分战死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吏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58页。② 东汉置永昌郡.•下有“不韦县”，《三国志•吕凯传》

注引孙盛《蜀世谱》说:“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

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 充之，因曰不韦县。”说明云南开始有了以汉族人

名命定的地名和汉人聚族而居的现象，但这还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汉族姪氏地名。③ 《晋书》卷六《明帝纪》。④ 见拙文《云南汉族发展的曲折历程》,《民族研究》

1997年第5期。⑤

《通典•边防典序九

沙场，但更多的应是流落于云南，散居于南诏

统治区域内的各民族之中。唐朝后期，南诏

强盛，曾向外扩展，连年进犯西川、邕管、安 南，掳掠了大量汉族人口进入云南，据方国瑜

教授认为被南诏俘虏的汉人最少估计要有两 个十万人。①大理国时期，也有大量因战乱

流落云南的汉族人口。但这些因战乱流落或

掳掠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社会地位极其低 下,常常沦为南诏、大理国贵族奴隶和附庸人 口，分散于当地民族之中，极易丧失自己的民

族特性,导致这一时期因战乱、避役等愿意进

入云南的汉族“百姓陷蛮者，皆移隶远处”,

“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②。因此元代以前,

无论进入云南的汉人的历史如何悠久，数量

何等巨大,但在云南社会中则“没有长期保持

汉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存在”③。元代，进入

云南的外来人口,前期主要是征讨大理国蒙 古军队中的蒙古人、色目人;后期，也有部分

汉族官员或汉军进入云南，据《元史•兵志》

记载,汉军曾在“乌蒙屯田，后迁于新兴州”。

但其定居方式除了散处各地之外，仍以军事

建制在营区内定居，没有完全向汉族移民聚

落转化，以汉族姓氏命定地名的条件尚不 成熟。当然,随着大量汉人的进入云南,汉文化

影响日益深入，从8世纪开始至14世纪间，

云南各地以汉语语义命定的地名也逐渐增 多，甚至成为一种发展趋势。8至12世纪，

南诏、大理地方性、民族性政权统治云南的时 期，其高层政区地名就主要是汉语语义地名O

如南诏的七节度：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

西、开南、银生节度，基本上都具有明确汉语

语义，可清楚地看到南诏统治者这样设治的

目的在于体现“开拓东境”④、宁定北界、镇戍

西部、开辟南疆的统治理念和战略。此外，南

诏的战略重地也多以汉语命定地名，这些地

名的汉语含义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这些

具有战略意义地区的重视，也反映了南诏统

治者在这些地区实施统治的政策、措施和经

略思想。以鲜明的汉语语义词汇命定或替换 原来云南古民族语地名的趋势,从南诏、大理 国时期延续到元代,未见稍减,成为这一时期

云南地方性民族性政权和中央王朝统治云南

命定地名或修改地名的主要发展方向。元代

的中庆、开南州、威远州、广通县、富民县、昆 阳县、新兴州、建水州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虽然汉语语义地名已经成为统治者命定

云南地名的主要方式,但是除部分具有战略

意义的重镇聚落外，下层基层组织和居民聚

落的地名仍以当地民族语地名为主，汉语地

名甚少,汉族姓氏地名更是寥若晨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明代以前有组织地进入云南的汉 族人口主要是官员、军队，他们集中屯居于行

政中心城镇、战略要地、交通沿线。他们开发

生产的范围还相当局限，主要围绕中心城镇

和交通干线活动，尚未深入到云南当地民族

广大聚集区。由于上述原因，可以说,明代以

前，云南的低层社会尚未形成汉族聚居的小 型聚落，汉族移民很少聚族而居，因而，云南

还不具备以汉族姓氏命定地名的基本条件。二、明清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

兴起与发展在云南这样传统的当地民族聚居区，汉

族姓氏地名兴起的先决条件是汉族移民聚族① 方国瑜:《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方国瑜

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② 樊绰:《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③ 见拙文《云南汉族发展的曲折历程》。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大中十二年，胡

三省注。301而居。汉族移民聚族而居的基本条件有三: 一是移民达到一定的规模，有能力深入到中 心城镇和交通沿线之外的当地民族聚居区定

居，形成相对连片的、有一定范围的定居分布

区;二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移民, 进入一些适宜于农业生产而开发尚不饱和的 地区定居，能够以小规模或家族组织形式从

事定居农业开发生产;三是内地汉族社会的

家族或宗族制度移植到新开发的汉族移民定

居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云南汉族移民区内

的基本社会结构，产生以一姓氏聚族而居的

汉族村落。这三个基本条件,云南是在明代

才基本实现的。所以，明代云南汉族姓氏地

名是伴随着汉族移民在一定范围内聚族而居

的现象的出现而出现，又伴随着移民聚族而

居的发展而发展的。明代，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命定的基本条

件逐渐成熟，主要源于从明初开始大规模的

汉族移民，特别是以长期在云南镇戍屯垦为

目的的数量浩大的军事移民的进入云南。据 笔者考证,整个明代约有27万卫所官军，加

上家小,共80余万汉族人口因军事镇戍屯田

定居云南。①他们定居屯田，促使云南的广

大坝区出现了一批汉族人口比较集中，分布

范围比较广大的汉族移民定居新区。明代云

南汉族移民农业开发呈现岀从城镇近郊、交

通沿线、坝区中心向城镇远郊、坝区边缘地带 和半山区不断推进的态势。随着云南局势的 逐步稳定,为了便利农业生产，军屯移民的定

居方式也从最初军政中心城镇屯聚向坝区集

中定居屯田，再向边缘地区小规模分散屯田

定居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汉族

移民定居聚落，导致了明代云南新增居民点 主要是汉族移民定居点。由于云南汉族移民

新增聚落的地名命定,基本上都采用内地汉

族传统的地名命定方式。新增聚落的地名命

302定，大多采用汉语地名，其中有大量的汉族姓

氏地名，故汉族姓氏地名在明代兴起于云南。明代云南汉族姓氏地名与明代云南军事

移民的定居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汉族姓氏

地名的出现与移民并不同步。明初洪武年

间，是内地汉族以军事移民的方式大规模进

入云南的重要时期,大约有26万官军，附加

其家小，达七十余万汉族军事移民进人云

南。②但是，由于明初云南局势不稳，当地少

数民族的反抗不断,战事频仍,官军流动性较 大,迫使军屯移民大规模屯聚中心城镇，而且

屯田区主要集中在开发比较成熟的重要城镇

近郊的汉夷杂居区，如滇池地区、洱海、曲靖 等地区,“郡中亦夷汉杂居,列屋府、卫、州、县

之近者”③。所以，明初洪武至景泰年间

(1381-1450),云南新增汉族居民点较少，汉

族姓氏命定的地名比较少见,故在现存最早

的明代云南省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对明初 云南社会历史的记载所涉及到的几百个地名

中,几乎找不到汉族姓氏地名。云南的汉族姓氏命定地名是在明代大规

模军事汉族移民在云南实现初步定居后才岀

现的，时间是明朝中叶。这时云南局势已经

稳定，汉族移民屯田从城镇近郊向远郊和广 大坝区展开,但仍以军事建制作为屯田组织

的基本形式,主要以军事建制千户、百户为基

本组织单位,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屯田。由

于各千户、百户屯田的区域日渐明晰，由这类

军事建制屯田而新增的较大的、具有明显军① 参见拙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

究》上篇第一章“明代云南军事移民的考证”，云南 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② 见拙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

上篇第一章“明代云南军事移民的考证”。③ 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

《曲靖军民府》，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

120 页。屯特质的汉族居民点开始涌现。此时云南 “州卫兵设，民屯错处，以耕以守，以护封 疆”①。所以，正德《云南志》不仅对云南军屯

的基本分布特点和屯田目的做了简要概括,

同时还对明代中期云南各卫所屯田的分布、

主要屯田点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记载。其中就

有很多军屯点是直接以军事建制命名的屯田 点，如云南府、大理府就有前卫屯、左所屯、广

南屯、前所屯、后所屯、左前所屯等，表明明代 在云南实施军屯之初，是以军事卫、所、百户

为单位的作为屯田的组织形式。正德《云南

志》所记云南军屯点还反映了云南地名命定

方式的重要变化，即在明代中叶出现了上层

军事长官姓氏命定屯田点的地名,虽不普遍， 但却是云南新增地名命定的重要方式。据粗 略统计，正德《云南志》中明确记载了云南各

府州军屯点391处，大多数是当地民族语地

名、地形地名和卫所建制命名，但有11处为

汉族姓氏军屯地名，均为以上层军事长官姓 氏命定的地名，其中7处是姓氏加官长职衔

地名，如云南府“丁百户屯”，鹤庆有“田百户 屯”、“周百户屯”、“赵百户屯”、“阮百户屯”、 “何百户屯”、“彭百户屯S其余4处看不出

官衔等级，却可以肯定均是当地著名的军屯

组织者,如曲靖府的“何家屯”,武定军民府有 “姚明屯”、“廖秀屯”、“谢昇屯”、“王能屯”等。

除此之外，正德《云南志》还记录了上千个层 级较低的驿、堡、铺、哨和聚落地名,这类层级

较低的地名均未见汉族姓氏地名。②由此分

析，明代中叶云南军屯的军事建制特征突出， 军事长官率军定居一地屯田，形成了一批“万

世不拔”③、世袭镇戍的汉族移民屯田据点；

在屯田组织形式上，一方面表现为规模较大

的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军事建制为屯田

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且屯田组织多以百户 为基本单位,故重要的军屯点不仅直接冠以

军事建制单位，还以较高层级的军事长官的

姓名作为地域标识。按照明朝制度，布政司 所辖的民户编为里，都司管理的军屯移民编

为屯,故明中叶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兴起之 时，其特点是以屯田卫所的高层军事长官姓

氏作为首词，后缀有的直接表明军事建制单

位，有的以“屯堡”等来反映军屯定居点

性质。这一时期形成的汉族姓氏地名所反

映的新增移民定居点，由于屯田组织较大，

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大多发展为今天云南的

重要集镇。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普及是在明朝中 后期，并以下层军屯长官姓氏命定的层级较

低、规模较小的军屯点的汉族姓氏地名的蓬

勃发展为表征。明代中叶，随着移民农业开

发的深入，军屯向远郊、坝区边缘地带和半山

区推进，较大建制的军屯组织难以适应坝区

边缘和半山区复杂地形下的农业开发和军屯

生产，促使原来较大的屯田的基层组织日渐 分化、缩小，涌现出大量的、新增的屯田定居

点,导致云南汉族军事移民的组织从千户所、

百户所式集中屯田向其下层的旗、伍等小型

建制组织转变，新增的大量小型军屯点分布

日益广泛。按照明朝的军事建制，每百户下

分两个总旗,每个总旗分为五个旗,其下再分

为伍，每旗屯田官军不过十余户，每伍不到十

户，更有甚者以一姓家族子弟组成一个屯田

点。这样旗长、伍长率领几户或十余户官军

开荒垦土,在一个固定范围内长期屯田，官长

成为屯田定居的核心人物,久而久之,官长姓

氏便成为这类新增定居点的地名的标识。如

嘉靖年间在云南寻甸设置凤梧守御千户所，① 乾隆《腾越州志》卷二《村寨》。② 以上统计来自周季凤纂修的正德《云南志》各卷 记载。③ 明•王世贞《算山堂别集》卷八十五。

303屯田官军、军余达“三千四十有奇”，且“凡官

授地一区为室以居”①。屯田军官自然成为

新建移民点的中心人物，以官长姓氏命定的

移民点地名自然多了起来。如在明代中后期

嘉靖年间所撰的《寻甸府志》卷上《屯分》汉族 姓氏屯田地名就明显增多，像蒋所屯、戴家

屯、蔡家屯、王家屯、崔家屯等等地名不下十 余处。所以明朝中后期涌现出大量以下层军

屯长官，即旗长、伍长姓氏命定的新增地名，

成为明代中后期汉族姓氏地名发展的特征。 康熙《平彝县志》卷五《赋役志》曾记载由明代

平彝卫屯田而形成的一些地名，如在民安里、 物阜里有马伍、刘潮伍、陈卿伍、张斗伍、董册

伍、崔伍、张潘伍、田伍、袁卿伍、佐家伍、王家

伍等三十余处。军屯比较集中的玉溪、澄江、

永胜、建水、石屏等地,至今还可看到大量的 某官屯、某旗屯、某旗营、某伍屯之类的汉族

姓氏地名，大多都出现于明朝中后期，均是小

规模屯田点发展而来的汉族移民定居聚落。

仅据道光《陆凉州志》卷一《村寨》所记村寨名

粗略统计，明确冠以官、旗、屯、堡等带有屯田

长官姓氏的汉族姓氏地名就有近25个，均是 由于明代军事移民、军屯定居的新增居民点。

正好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云南“屯归武弁”,“地

以军分，故屯居亦以姓编焉”②而形成的官长

汉族姓氏地名发展的特点。明末及清代以后,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

命定发生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方面云 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军事特质逐渐淡化;另一

方面由于汉族人口不断增加，氏族繁衍和支 派散处，形成大量家族聚居式的新增民居点O

家族聚落规模虽小，但分布相当广泛,甚至向

山区、半山区发展,汉族姓氏家姓特质突出的

地名发展迅猛。我们还以寻甸地区做比较， 在明代后期嘉靖年间修的《寻甸府志》卷上，

在“村分所以定民居”并反映民村分布情况的

304《村分》节内，所记地名中仅有朱家村、张家

村、何鉴村、赵家村4个汉族姓氏地名，其余

数十个地名均为民族语和地形地貌类地名；

而反映军事移民定居和屯田生产情况的《屯

分》一节中，据粗略统计带有“屯”字的军屯移

民定居点多达20余处。说明在传统的当地

民族聚集的云南寻甸地区，明代严格实行军

户、民户籍分立制度，由于汉族民户移民进入

不多，移民定居新增民村尚少,汉族姓氏地名

更是凤毛麟角，军屯移民定居点较多的特点。

但在清道光《寻甸州志》卷一《图说》中，记载

了清代寻甸地区大小聚落地名640个，汉族 姓氏地名74个，以“屯”、“所”为后缀的汉族

姓氏地名很少，大多为尹家村、龙家村、马家 庄、梁家田、白家哨等小型家族聚落地名，甚

至还有张所村、魏所村等，在原来的军事单位

“所”字后加上“村”字的地名，从而淡化了军

事特质。披寻今天的寻甸地图，清道光《寻甸 州志》记录的很多汉族姓氏地名至今还在使

用，很多某家村、某家哨等小型聚落分布在坝 区边缘和半山区。这种情况不独在寻甸，在

云南很多地区都很突出，因此，清代云南汉族

姓氏地名表现出家族化、小型化、非军事化和 分布广泛的发展趋势。综上所述,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发展历

程是始兴于明初的军屯，发展于明中，普及于 明末清初以后，并成为云南新增居民点和新

开发地地名的重要命定方式。三、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发展的

初步分析从地名学的角度来考察移民运动的整体① 嘉靖《寻甸府志》卷下《艺文•迁寻甸府事状》。② 咸丰《邓川州志》卷三《村户志》。

过程,一般说来,移民会导致迁入地地名发展

和变化，对这些发展和变化的考察又反过来

可以用来发现和证实移民的事实。①大凡在

移民迁入地，一类或一批带有移民民族特征

的地名出现、发展和固定，就可视为一次移民 运动的完成。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出现和发

展，正是明代以来大规模汉族移民实现最终

定居及汉族移民“土著化”过程的具体反映。

历史上移民进入输入区后，还存在着一个与

当地土地的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视为 移民“土著化”的最重要表现。在这个过程

中，很多移民可能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原

因，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数的迁 徙，最终才定居下来。而以农耕为主要生产 方式的汉族移民,往往又会在迁人地为了生

存和发展，不断寻求更广阔的开发空间和更

适合封建家庭式农业生产的定居地,并将内

地汉族宗族社会和家庭式占有土地的制度一'

并移植于输入地，在逐渐建立宗族社会的过

程中不断地分化组合,逐渐打破移民初期的

组织形式——军事建制,分解为宗族或家庭

式的生产单位，并拥有最重要的生产资 料——土地,从而实现最终的定居，完成与土

地的结合。所以，实现以宗族或家族聚集定 居并占有土地,不仅是云南汉族军事移民“土

著化”的重要表现，而且也是一次移民过程最

终完成的体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对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出现、发展

历程的考察，不难看出，云南的汉族姓氏地名 与明代大规模的军事移民、移民“土著化”过

程有密切关系。明代进入云南军事移民的定 居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初，由

于平定云南、再征叛乱、抗击麓川到“屯种听 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统治秩序尚未完

全建立，局势不稳，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处于

流动争战和筑城屯聚于重要军政重镇、交通

沿线,新增定居点主要是卫、所机关驻地,还 不具备以汉族移民姓氏命定地名条件，故在

《景泰云南图经志》中没有汉族姓氏地名的记 载。第二阶段即明代中期，军事汉族移民在

云南城镇郊区和腹里坝区（山间盆地）开展以

军事建制百户为生产单位的屯田，屯田官军 是在军事长官带领下,进行有组织的生产活

动,军事长官既是屯田片区农业生产的组织

者，也是移民社会的基层领导,又是屯田土地

的控制者，这样的军事长官往往被看作是这 一屯田区的代表，故而出现了以军事长官姓

氏命定屯田新增地名的现象，这就是明代中 叶,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出现时，主要是“田

百户屯”、“周百户屯赵百户屯”、“阮百户 屯”、“何百户屯”、“姚明屯”、“廖秀屯”等以 百户官长姓氏命定的地名。第三阶段，明末

以后，伴随着屯田的深入，农业生产的扩

大，军屯的弛坏，以及其他类型移民的增

加，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日益多元化， 不仅有百户之类大聚集屯田据点，更多的是

旗、伍组织的小规模屯田点，甚至大量发展

起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艮村聚落,成为云

南明末以后新增居民的主要形式，不仅反映

了几千年来中国内地汉族社会根深蒂固的

宗族（家族）体系，伴随着移民的到来移植 于云南的土壤中，成为云南汉族的重要定居 方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明代汉族彩民在

“土著化”过程中，对定居地土地的占有，从 明代军屯体制下，军事长官掌控国有屯田土

地，移民主要以军事建制为单位拥有土地使

用权屯田的模式,转变为以宗族（家族）为 主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家

族式农业生产,从而完全实现了与定居地土①葛剑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305地的真正结合，标志着云南汉族移民的“土

著化”过程基本完成。汉族姓氏地名的出现、发展和普及，可反

映云南民族构成的变化。元代以前,虽然有 大量的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在云南社会中始

终没有长期保持汉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存

在，进入云南的汉族均被逐渐融合于云南当

地各民族中。所以元代以前，构成云南居民

的主要是世居云南的各民族;云南的人口增

长主要是世居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也

表现为元以前云南的地名中只有当地民族

语地名、地貌地形地名，以及体现云南地方 性、民族性政权或中央王朝统治者治理云南 理念的汉语语义地名，而无反映汉族宗族势

力或家族式聚居的姓氏地名，且新增居民定 居点发展缓慢。明代以来，云南某些地区汉

族姓氏地名出现、发展，甚至成为新增居民

点的主要命定方式，说明明代云南非自然增

长的人口主要是汉族移民。汉族移民不仅

数量巨大，而且定居下来，子孙相袭，导致 云南民族构成和人口增长发生了划时代的

变迁:云南的民族构成中新增的汉族，不仅

是长期保有自己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而

且逐渐转变为云南的世居民族，甚至发展为

云南的主导民族，明清以来，云南人口的快

速增长，主要源于汉族移民的拉动，以及汉

族宗族（家族）制度在云南发展及其文化影

响下生育观念的变化。汉族姓氏地名的兴起和发展，也可反映

一个地区移民导致的农业开发历程。在云

南，汉族姓氏地名有成片密集和零散分布的 特点。成片密集的出现汉族姓氏地名的地

区,是明代汉族军屯移民的新开发区,多为今

天云南农业较发达的靠内的坝子（山间盆 地），如陆凉坝子、玉溪坝子、澄江坝子、巍山 坝区、永胜程海环湖坝区、富民坝区等等，都

306是在明代设置卫所,逬行大规模屯田和农业

开发的地区。如，明朝曾在云南蒙化府设立 蒙化卫,派驻军官众多,仅千户、百户长官就

达144人之众①，在蒙化坝区进行大规模的

拓荒屯田，“屯辖三川十五所，在城川、白崖

川、小云南川\"②。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到民

国年间，蒙化县（今巍山县）明代军屯汉族移

民形成的社区特点仍清晰可辨,“蒙化白、云 两川之徐旗、董旗、虞旗、州吕等营，城川之宗 旗、顾旗、汪旗、曾旗、谢旗等厂，皆从征留戍

之总小各旗。……他如赵所官、张官、潘官、

韩官、王官各厂,则系卫所世袭各指挥千百户

等官留屯占籍者”③。可见，千户所屯田组织

分化为小型屯田单位，逐渐形成了带有军屯

特征的居民聚落，并以汉族姓氏命定其地名, 世代相传，连片成区。又如，明代中叶的正德

《云南志》记载澄江府军事移民“屯田凡三百 七十五营，水利堰塘四十二处”,新兴州（今玉 溪）坝子是明代澄江府屯田最集中的地区,

“云南左、中、前、后、广南等五卫屯田在新兴 州境内\"④。由于屯田的需要,玉溪坝区的水

利建设在明代迅猛发展，修建了大量的堰塘

水库和灌溉渠道，形成了军屯特征的水利灌 溉网络，灌溉坝区内各军屯点,其后发展为汉

族移民定居聚落。康熙《澄江府志》卷七《水

利》节集中记载了水利堰塘与军屯点的分布

情况。如“鸡窝塘在州南二十五里研和飞家

屯，灌赖家等屯“九龙池坝（今玉溪飞井水 库）在州西北十五里龚家屯,行王旗等村灌

溉，……行飞家屯灌田,……行王大户等屯灌

田……S该节共记14个堰塘水库及其形成

的灌溉网络，在灌溉区内受益村屯共55个,① 天启《滇志》卷七《兵食志•蒙化卫》。② 民国《蒙化县志稿》卷三《赋役志》。③ 康熙《蒙化府志》卷一《风俗》。④ 正得《云南志》卷六《澄江府》。

全是军屯定居点，其中以汉族姓氏命定的28

个屯.田点。①在一个新开发区，随着定居人 口的增加和新的聚落的形成，必然会有新的

地名陆续出现。②可见，明清之际云南玉溪

坝子作为军屯重点的新开发区涌现出大量新

增聚落地名,很多以汉族姓氏命定，而且至今 还在使用。据1985年玉溪市人民政府编的

《云南省玉溪市地名志》统计,在玉溪坝子核

心的春和、北城、大营三个区内有汉族姓氏地

名90个，占三分之一强，而且也具有连片成

区的特点。③这种集中连片的汉族姓氏地名

区最能反映大规模的移民促使一个地区迅速

开发，移民促使人口和聚落迅速增长,移民成 为新区主要定居居民，民族构成较为单一。汉族姓氏地名还可显现云南民族分布格 局的变化情况。云南汉族姓氏地名除了在移

民开发新区内连片成区密集存在外，还有大

量属于零散分布的。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原

来已有一定开发程度的地区，大批移民迁入

并保持聚居，自然会出现一批新地名,这些新 地名的命定方式带有移民的文化传统，如汉

族就常常以姓氏命定地名。零散分布的汉族

姓氏地名，在云南分布很广，但大多存在于明

清以后有汉族移民进入的地区。这些地区原

有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格局被打破，成为

“汉夷杂居”区，形成汉族与当地民族大杂居，

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在云南相当普遍，但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滇池、曲靖、永胜、

鹤庆等坝区,移民进入之前，当地民族经过长

期经营，开发程度相当较高，但尚不饱和，还

有垦荒屯田和新增移民聚落的余地，移民进 入后往往保持聚居。例如今永胜县是明代澜

沧卫主要屯田区，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

澜沧卫13 158名官军进驻北胜州（今永胜 县），连带家属，军事移民约达4万人。④明

代实施屯田时，北胜州“境内有五十百户屯

田，散在纳期、海口、盟庄坝、片角等村，皆澜

沧卫官军”⑤，就以一种散布杂居的状态屯田

分布。清光绪续修新刻《永北直隶厅志》中仍 记载“明置卫所，每伍以千百户领之，后裁卫,

其伍名犹存\"，并详细登录了 53伍的名称，如

高选伍、杨资乾伍、梁从仁伍、段锦伍、金鸣时

伍、唐兆伍等。⑥澜沧卫官军以千户、百户编 伍屯田，其长官姓名成为最初编伍组织的名

称，并向姓氏地名演变，最后部分发展成了汉

族移民聚落的姓氏地名，梁从仁伍成为今天

的梁官镇，金鸣时伍为金官镇，杨资乾伍演变

为杨家村等等,由屯伍发展起来的汉族聚落,

现在能在地图上确认的主要靠汉族姓氏地理 特征，大约还占53屯伍的三分之一,均分布

在程海周围坝区，与当地民族语地名交错在

一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在汉族军事移民

进入以后的民族杂居情况。这在云南非常具 有代表性。另一种是在坝区边缘和半山区、

山区等以当地民族为主的区域内，更加零碎

地散落着一些汉族姓氏地名及其汉族聚落,

这些地区的汉族姓氏地名出现较晚，均在明

末清代以后，表明汉族进入云南少数民族聚

集的山区、半山区垦殖定居也较晚，多以家族 聚居式开发，部分山区、半山区逐渐变为民族

杂居区，推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① 康熙《澄江府志》卷六《水利》。② 葛剑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③ 云南省县市地名志之十《玉溪市地名志》,玉溪市

人民政府1986年编印出版。④ 澜沧卫原是湖广都司下的“长沙户卫，革”（《明

史•兵志二》）后，于洪武二十六年进入云南，几经 调遣，最后设置为澜沧卫，屯戍于北胜州。具体考

证见拙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 究》，第23-24页。⑤ 正德《云南志》卷十二《北胜州》。⑥ 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二《电伍、乡村》，云南大学

岀版社1999年版，第88页。307总之，以姓氏命定地名是汉族命定地名

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汉族长期以来通过宗 族或家族占有土地，聚居生产,世代相承的社

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体现。云南汉族姓氏地

名的出现、发展是以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云 南，聚集定居，形成新增聚落为前提的。明代 以前，虽然云南有长期汉族移民的历史，但 是,由于规模较小,汉族移民在云南部分军政

中心居住,或云南各民族区域内流落散居，以 及经历了长期的“夷化”过程,汉族人口聚居 308情况非常少，故明代以前云南汉族姓氏地名

出现的条件尚不成熟。明代以后，云南汉族

姓氏地名伴随着大规模的汉族军事移民运

动、汉族移民的“土著化”进程而兴起、发展和

普及，成为云南新增聚落的重要命定方式。

考察汉族姓氏地名的发展历程、分布情况、命 定特点，为我们研究和探讨明清以来云南社 会的变迁、民族构成的演变、经济开发的历

程、人口增长的动因、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等

问题,提供了活化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