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父子互隐观的历史意图与价值反思

确州警卿２０１５．０８　ＬＡＮ　ＺＨｏＵ　ＸＵＥ　ＫＡＮ　孔子父子互隐观的历史意图与价值反思　王世巍　摘要从文本形式上看，《论语》“父子相隐”一说，出自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一次对话；从与孔子交谈的对象来　看，对方是叶地之长官、楚国之重臣，代表的是统治阶层；而就内容而言，孔子所说的“父子相隐”之“直”，针对的是　叶公所信奉的子证父之“直”。叶公虽然在历史上功绩显著，但在孔子看来，他却远非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换言之，　通过对叶公为政方式及其性格特征的分析，可以还原孔子“父子相隐”一说的历史意图，从而揭示这一观点的现代　价值。　关键词“父子相隐”；孔子；叶公；直；历史意图；价值反思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３４９２（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２３—０６　一、对话文本的历史属性　众所周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的学术论争，已持续多年。这场由《论语・子路》章中，孔子“父为子隐，子　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所引发的争辩，至今已逐渐演变成了纯粹的立场之争，正反双方各执其词。然而这　种以文本为依据的争论，无论如何不应抛弃对其历史语境的认识，尤其当该文本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时。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文本不是一个被给定的对象，而是理解事件之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　只有在诠释的关联中，并由此出发，文本才表现为真正的所与、要理解之物。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并不　是一个先存的、独立于读者之外的客观对象，而是只有在诠释的情景下，才表现为文本。换言之，文本作为认　知、理解的对象，并不等同于语言、文字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这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它不是一件成品，而只　是一个中间产品”　Ｊ。在这个前提下，伽达默尔提出的诠释学的基本方法，就是他所说的对话理论。对话当　中的“相互理解”与“文本理解”的共同点就在于，“每一种理解和相互理解都涉及一个置于其面前的事　情”　。这个被“置于面前的事情”也就是指有待理解的文本，或者是在谈话中要获得理解的对象或内容。　那么如何认识这个事情呢？伽达默尔提出，一个经过诠释学训练的大脑，应当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另一种　存在”保持敏感，即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存在是历史的存在。就认识者和被认识对象（文本）而言，“现在与　过去共同的东西，在于它们两者都是历史地存在和都隶属于历史，这种属于历史的东西不具有反抗历史或摆　脱历史的本性”　Ｊ。　《论语》所记载的父子相隐一说，出自于公元前４８９年左右发生的，叶公与孔子之间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中。换言之，这则文本一方面具有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另一方面由于它牵涉到了具体的对话人物（叶公）　和具体史实（“直躬者”举证其父“攘羊”），所以它的文本意义，要接受这个当下性的、问题针对性的交谈过　程对其的限定。这也就是说，在对文本进行解读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历史地、尽可能客观地诠释文本所先行　包含的对话对象和对话过程本身。然而，学界虽然已有大量关于亲亲相隐的研究文章，然而几乎都忽视了对　作者简介：王世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ｌ２３　与孔子对话的人物——叶公——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其次，即使单单从《论语》的主要　体裁形式和孔子思想表达方式的一贯特征而言，对文本的历史语境和对对话者的身份、性格的分析，也一向　是正确理解孔子话语的基本前提。　二、叶公为政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　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论语》记录的这次对话，发生在楚昭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４８９年）前后。《史记・孔子世家》对此亦有　记录，此外还记载了孔子与叶公的另一次对话，“明年（鲁哀公六年）孑Ｌ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日‘政在　来远附迩”’。其三，《论语》还载有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事。总之，孔子与叶公有过至少两次的直接对话。　对于叶公问政，《韩非子・难三》则有更为详尽的记录。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种尼日：“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日：“政在选贤”。齐景公问　政于仲尼，仲尼日：“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日：“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日：　“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日：政在悦近而来远。……　作为法家代表的韩非子，激烈地驳斥了孑Ｌ子的看法。　“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　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　在韩非看来，孑Ｌ子所主张的“悦近来远”，是一种讨好式的恩惠政治，为强势统治者所不齿。无功受禄、　有罪者免，皆为败法、乱政之策。韩非子认为民有离心，不在政策之失，而在君主对国情仍有不明之处。“绍　当作诏，谓诰告之以尚明之义”＿５］，故群臣当设法昭继君主之明，而不可弃势、行惠以笼民。显然，韩非子是　从法家的立场来批判孔子，其实质是以法论法、扬法贬儒。那么，孔子“悦近来远”一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于为何以“悦近而来远”回答叶公，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何谓“都大而国　小”？郑玄《周礼・大司徒》疏日：“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日都”。孙诒让《周礼正义》同郑玄之　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云：“大都，公之采地”ｌ６Ｊ。叶公本名沈诸梁，“字子高，楚大夫。食采于叶，僭称　公”＿７］。可见，孔子所说的“叶都”，就是指叶公所有的整个采地——叶。那么“叶都大”之大，有无具体计量？　汉代高诱《战国策注》大赞叶公，日“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并云其“食　田六百畛”。孙诒让也认为“楚国以畛记田”，如《楚辞・大招》所云：“田邑千畛，人阜昌只”。那么，六百畛　是多大的面积？有学者通过考证指出，“楚制１畛＝１０００周亩”　。这样一来，叶公所享六百畛之采地，至少　相当于现在的６０万亩。换言之，叶公之采地，也即“叶都”，其面积达到了６０万亩以上。　那么何谓“国小”？《说文解字注》日：“国，邦也。邦国互训。邦，在城郭者”，故而段玉裁亦云：“邦之所　居日国”。可见“国”与“都”区别在于，“国”其实代指百姓筑屋聚居之地（城郭），相当于城市，而“都”则是　就整个采地而言（“其界日都”）。“叶都大而国小”一说，很可能是因为孔子观察到，叶公虽然拥有辽阔的属　地，但城内百姓的居所条件却不佳。百姓或因空间狭窄、无处居住，故而萌发“背心”，有离去之意。在这种　情况下，孔子于是告知叶公，为政在于“悦近”。孔子这应当是在暗示叶公，应扩充城池面积，以改善百姓的　居住条件，要能够使身边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孔子还说政在“来远”，既然能够吸引远方人民前来归附，那么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城郭的生活条件必然是其基本前提。　汉代刘向在《说苑・政理》章中，评论叶公问政于孔子之事时，有如下之言：“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　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爰其适归”即表百姓无家可归，将可能导致国家动乱。显然，刘向引此诗来解　孔子“悦近来远”之答，也是因为看出了孔子此语意在告知叶公，为政当使百姓居有安所，否则可能导致政　乱。三国王肃对孑Ｌ子为何以“悦近而来远”回答叶公的解释，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文章的观点。“夫荆之地广　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日‘政在悦近而来远”’（《孔子家语・辨政》）。王肃为三国时期曹魏之名　１　２４　儒，他所说的“都狭”，即当为都城狭小、拥挤之意。《汉书・段会宗传》日：“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　相”；《后汉书・冯绲传》言“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三国志・高堂隆传》亦日：“王公设　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可见，及至王肃之时，“都”当早已专作都城、城池解，而非疆界。王肃“民　莫安其居”之言说明，孔子所说的“悦近来远”确有所指，而绝非对治国方略的泛泛而谈。且仅从孔子对鲁哀　公、齐景公问政的回答来看，孔子也同样是量身定制，有的放矢。因此“悦近来远”一说，必然与叶地当时的　政治、社会情形相关。　这揭示了孔子话语的一个本质特征，即强烈的问题针对性和历史实效性。孔子这种“因材施教”的对话　方式，其实贯穿了整部《论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从纯粹文本理论的角度，去解读孔子；而应首　先尽可能充分认识孔子，尤其是对话中的孔子所置身其中的、由对话对象共同构成的、活生生的历史情境。　换言之，我们不能只是孤立地看孔子说了什么，而是要综合地看在何地、于何时、对何人、有何言。这其实也　是存在于中西哲学源头上的一个本质区别。例如，与柏拉图对话的对象，不论是谁，几乎都只具有辅助性的　工具意义。然而孔子对谈话对象本身的了解，却是十分深刻的，而且直接影响了孔子与其的对话方式。　因此“近者悦，远者来”之说，实质上是孔子针对叶公为政之不足，所特别给出的暗示与建议。这从反面　证明，虽然叶公于楚国功绩卓著，但是在孔子看来，他并非一个完美的地方长官。叶地虽广，但其民不能安　居，这或许证明叶公为政方式较为粗鄙，对民情体恤有所不足。　三、叶公轻信　《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公元前４８７年，楚国令尹子西（楚昭王之兄长）欲招子木之子——胜（时在吴），　返回楚国，叶公反对子西此举。　叶公日：“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日：“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竞，使卫藩焉”。　叶公日：“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子必悔之”。　杜预《春秋左传正义》日：“复言，言之所许，必欲复行之，不顾道理”　Ｊ。此段文字表明，叶公不仅在认知　上，对“复言”与信用有着严格的区分，而且他不认为敢死即为勇，并指出唯有亲仁方为信，行义方为勇。此　外，叶公还曾有“天命不谄”一言。再次，鲁定公五年，楚国大败吴军，国家恢复安定。叶公之弟后臧，及后臧　之母，此前曾被吴国掳去。后臧虽“从其母于吴”，待楚国打败吴国之后，不待其母，“弃母而归”。叶公因而　对其“终不正视”。从以上这些材料来看，叶公当属较有学识、濡染儒家伦常思想的优秀贵族阶层。苟子称　其“仁义功名善于后世”，虽多为溢美之词，但也应不乏其据。　子西并没有听从叶公的建议，最终还是招胜返回楚国，“使处吴境，为白公”。楚惠王十年，白公胜果然　发动叛乱，“袭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欲立子闾为王，子阊不从，遂杀之。楚国陷入严重混乱。“白公自立　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史记・楚世家》）。《左传・哀公十六年》在记载叶公入城救楚时，特别提到　了叶公佩戴、复而解除头盔一事。笔者愚妄之见以为，这或许揭示了叶公的另一个性格特征。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日：“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　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日：“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　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殉于国，而又掩面以绳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叶公入城之始，未佩戴头盔。遇见一人，听其所言之后，便佩戴之。尔后又遇一人，其言辞、词藻有过之　而无不及，叶公复随其说，脱盔甲而行。细细看来，这显然是件与救楚大局无关的轶事、趣闻，那么《左传》详　录此事是要说明，或者暗示什么呢？杜预注日：“免胄而进，（叶公“微小短瘠”，胄遮其面），得民心也”。这　固然不错，但是反过来看，叶公入城之初，他人见其未佩戴头盔，恐其为贼矢所伤而“绝民望”，劝其当“胄而　进”，此言何尝不为叶公得民心之证。简而言之，如果说劝其“免胄而进”，使民得见其面，反映叶公之得民　心，那么劝其“胄而进”，同样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左传》并未说明这两个，劝叶公佩戴、解除头盔之人　１２５　的身份，只用“或”、“一人”代替。清代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也只说，“遇一人”、“又遇一人”。然而，《左　传》却十分详细地记录了这二人长篇、华丽的劝说之辞。依此推断，“或”者之身份确实无足轻重，重要的是　他们都通过华美的说辞，使叶公佩戴、复又取下头盔。因此笔者愚以为，《左传》特别记录叶公戴而复除头盔　一事，其实暗示的是叶公虽身居高位，但其人或多缺乏主见，易为华丽辞藻所左右、劝服。　其次，从《吕氏春秋》的记载来看，亦可见叶公之易陷说辞，缺乏定见。　《吕氏春秋・当务》日：“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日：　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这个举证父亲窃羊之人，在替父领刑时的辩白之词，听上去的确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叶公也必然是闻　后，自觉其言辞之理无可挑剔，故而决定“不诛”。可见，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其实就变成了这样：这个报官、　举证父亲窃羊的人，不仅其父最后被无罪释放，而且他自己由于“正直”之举证、替死以尽孝，获得了“直躬　者”的美名。这分明是个十足的、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赵歧《论语注疏》、何晏《论语集解》皆言：“有因而盗，　日攘也”；皇侃《论语义疏》亦日：“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ｌ１　。可见，“直躬者”之父并非恶意　偷窃。子证其父，甚至很可能只是“直躬者”所设计的，一个为求取声名的骗局。故孔子听闻子证其父之事　时，亦言“直躬者”所为实乃“取名”（《吕氏春秋・当务》）之举；而“直躬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扬名荆楚　（“闻于楚”），显然与叶公轻信，易为言辞所惑的性格直接相关。　换言之，叶公以子证其父为“直”，应非其固有看法，而是因为自己缺乏定见和辨识力，受到了“直躬者”　辩词的蛊惑。这与叶公入城救楚时，听从他言，时而胄行、时而免胄而行，当实为一理。叶公虽然熟知孔儒之　道，有过“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等言，但实质上或许因其身贵权重，叶公对其所知、所学并不精进，相反　他可能还颇为自负。这种自满在《论语》中，有一反一正两个证据。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日：“汝奚不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　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或许是不知该如何回答，故而“不对”。孔子听闻此事，对子路之不　答似乎有所遗憾（汝奚不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一句，其主旨显然是孔子在强调自　己学之不厌，求道不止的精神与品格。然而实际上，孔子对于如何评价自己向来十分严苛，自称“君子道者　三，我无能焉”（《宪问》）。那么孔子为何希望子路在叶公面前，特别强调自己的发愤好学呢？文章以为，这　应该从反面证明叶公为学、为政尚有诸多不足，但却不够自知。孔子此语就是以自己为例，温和地启示叶公　不应自满，而当发奋精进。　从另一方面看，实际情况是叶公不仅被“直躬者”的辩驳之辞所说服，以其为“直”，甚至还对其所言深信　不疑，奉为圭臬。因为这种得意、自满的心情，直接在他与孔子的对话中表现了出来。叶公与孑Ｌ子的此次对　话，有两个基本特征：一，叶公首先开口。二，叶公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论语》原文是“叶公语孑Ｌ子　日”，可见是叶公主动向孔子提及此事，其动机已初现端倪。其次，叶公不仅自发提及“直躬者”，而且还明确　地把其归为“吾党”之人。叶公显然是在为自己治下，能够有这样一位“正直”的人而感到自豪。正如皇侃所　云：“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夸于孔子也”＿ｌ　。由此可见，叶公彼时已完全被“直躬者”的所言　所行折服。　在叶公与孔子的主动谈话中，他的第一句话是，“吾党有直躬者”。叶公首先表明的是他的立场和观念，　其次才告诉孔子这个看法的实证来源。然而实际上，他的这个观念的形成过程是，他只是在事发之后听闻了　“直躬者”的辩白。由于其缺乏辨识力，易为华美、闻之有理之言辞所左右，故而叶公全盘接受了“直躬者”之　言辞，并且认可了“直躬者”关于“直”的的辩解。简言之，叶公的观念就是，他接受并且认为子证父即为　“直”。显然，这其实也正是“直躬者”自己，借以逃脱刑罚的诡辩之词。　四、超越历史的价值追求　１２６　现在来看孔子的答语。孔子自然能觉察到叶公话中的自得之意，因为孔子开口便针锋相对地说，“吾党　之直者，异于是”。这显然是直指叶公“子证父即为直”的观念。孔子如此直截了当、确定无疑地否定交谈对　方的话，其实十分罕见。笔者以为，孔子此举就是要在一开始，便警示叶公应当比较、反思自己对“直”的这　个看法。孔子随后对“直”的具体解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的主旨及目的，也就　是要提出另一种意义上的“直”，从而为叶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促使叶公去反思、纠正自己关于“直”的观　念。另外，从文本体裁上看，孔子所谓的“直”在形式上，并不是孔子自己的独立陈述。在本质属性上，则显　然是直接针对于叶公所谓之“直”而言。同时从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上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矣”一说，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处于某种特定情境中的对话的一个部分。这个特殊情境就是，孔子是在与一　个受人蛊惑的地方统治者兼国家高级官员交谈。　。‘　前文已经指出，叶公虽然救楚有功，但他却远非一个完美的统治者。因此，当面对如此自鸣得意，且掌管　着辽阔领地、影响力巨大的叶公时，孔子对其的答复，必然离不开政治方面的考虑。根据《叶县志》的记载，　叶公主政叶地，前后长达４９年。因为一来，叶公身为地方长官，在楚国举足轻重；二来叶公缺乏定见，易受益　惑，因而他的执政观念与管理方式关系重大，也必将会对国家、人民造成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对身居高位的　统治阶层，孔子也一向同样是“诲人不倦”。针对不同统治者之不足、之处境，孔子一直不厌其烦地建言献　策，督促他们改善政治。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季康子是鲁国季氏家族的宗主，三桓之首，权倾朝野。季康子提出“以杀无道以就有道”之策，不仅反衬　出其狂傲、寡情，而且显然也与其在鲁国所拥有的实际权势相吻合。然而，即使是面对如此冷血的权臣，孔子　仍然不放弃对其的教导。孔子在回答中，首先就否定了季康子所主张的“杀”政。其后便借草上之风之喻，指出　国君之德可使百姓折腰，以此来悉心劝诫季康子行善德、从善政。此外，《韩非子・难三》所记载的，孔子对鲁哀　公、齐景公问政之答；以及孔子所说的“身正，不令而行”（《子路》），此类教导统治者的对话举不胜举。　这也就是说，孑Ｌ子所谓的父子相隐亦为直，首先是特别针对叶公，这个身居高位、直接管理着人民生活，　但却偏颇的统治者而言。其目的无非是要提醒叶公在为政之中，在维持社会公义的同时，应当要有尊重、保　护百姓人伦情感需求的意识，也要有维护人民正常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观念。简言之，以父子互隐为直，　其实质就是要告诫统治者，为政之手段、方式不可太过简单、粗暴。如果单纯地认定子证父便是直，那么社会　公义与人伦之情都将遭到破坏。可见，同“悦近而来远”之答一样，亲亲相隐其实也是孔子秉持一贯的、对统　治者的教导方针，针对叶公的性格特征，所给出的具体性的政策暗示与建议。　按《韩非子・五蠹》所言，这个欺世盗名的“直躬者”，最终的确被叶公（后为楚国令尹）处死。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尹日：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南宋范公傅《过庭录》亦称：　“《韩非子》《吕氏春秋》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并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　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叶公闻孔子之言后，转而诛杀“直躬者”，这其实也再次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叶公此前以子证父为直，多　是受其言辞蛊惑所致。　围绕究竟该如何理解孔子所说的“直”，亲亲相隐之争的论辩双方，其实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考证、分析工作。　然而文章以为，关键的或许并不只是“直”的内涵问题，而是孔子提出父子相隐之为“直”的目的和意义问题。　就“直”字在《论语》中的基本意义而言，“直”首先是指粗朴率性、朴实之意，如“直而无礼则绞”（《泰　伯》）。“绞”为急切、偏激之意，孔子对子路亦言，“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阳货》）。孔子之所以特别对子　路指出这一点，正是因为子路的性格勇猛直率、粗鄙鲁莽，也即“由也哆”（《先进》）。其次“直”也有正直、公　】２７　正之意，如“质直而好义”，这是“直”与“义”的结合。子日：“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卫　灵公》）、以及孔子对哀公“何为则民服”之问的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　政》），这里的“直”都有正直之意。然而虽然“直”字在《论语》中出现Ｔｏ－十二次之多，但是孔子从未对其进　行概念式的界定。这就如同在不同弟子面前对仁的不同解答一样，孔子并不着力抽象性地解释分析，而在于　对对象的个体认知以及实践行为的个性化引导。因此重要的不是孔子如何规定“直”，而是孔子所提及的　“直”是在何种情况下、针对何者而言。　孔子显然能预见到，身为统治阶层的叶公，他这种狭隘的、简单的对等观念，将会在国家、社会的层面造　成巨大危害。于是在对叶公的后续回应中，孔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种行为方式，“父为子隐，子为父　隐”。“隐”与“谒”相对，虽然是不同的行为，但是孔子强调指出，“直在其中矣”。叶公缺乏辨识力，被他人　言辞蛊惑，以为子证父便是“直”。然而孔子现在向他指出的是，父子相隐亦为“直”。孔子所说的“吾党之　直”，与叶公所讲的“吾党之直”针锋相对，这其实就是在提醒叶公应当寻求一种比“直躬者”之“直”更为理　想的“直”。这是孔子对以叶公代表的统治者所提出的一个特别要求，无非是期望统治者应当选取兼及社会公　正和人伦情感的两全之“直”，而非仅为公义之直。究其本质而言，孔子其实是在告诉叶公，就行为层面而言，　“直”的含义可能是多重的。“谒”是社会公义之直、“隐”则是自然性的人伦情感之直，切不可只执其一端。　综上所论，孔子因为发现叶公只是片面地看到了子证父之直，故而针对性提出了父子相隐之直。这就是　要纠正叶公偏颇的“直”观念，促使其区分作为德性的“直”和作为德行的“直”。正如梁涛先生所言，“一个　不允许亲亲相隐的社会是可怕的，但对亲人任何过错、罪行都鼓励隐匿的社会，同样是无道的”　。然而在　当时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下，如何在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为亲亲相隐在亲情与道义之间寻找到恰当的位　置，其实正是以叶公这样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才真正能够执行、完成的工作。这也应当是孔子以“父子相隐　亦为直”，回复叶公的原初之意。　因此父子相隐之说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呼吁为包括人伦情感在内的人权，提供法律和制度上的尊重和保　障。孔子这种认为国家刑罚不应背离亲情伦理的观点，充斥的是人文关怀和人性本真。日常性的人伦情感，　其实“是对家庭利益关系的重要调节手段，也是对法律强制的道德底线的弹性扩充”　。这也应当正是学　者积极推动、建议把亲属容隐制写入法律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１］［２］Ｇａｄａｍｅｒ．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Ｍ］．ｂｄ．２．Ｔｉｉ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８６．Ｓ．３４０　［３］［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３８３．　［４］洪汉鼎．何谓现象学的“事情本身”［Ｊ］．学术月刊，２００９，（６）：３７．　［５¨清］王先慎．韩非予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３７４．　［６］［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８３．　［７］［汉］赵歧．孟子注疏［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３５６．　［８］苏成爱．先秦秦汉“畛”制考略［Ｊ］．中国农史，２０１３，（５）：３８．　［９］杜预．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０］［１１儿梁］皇侃．论语义疏［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３３８．　［１２］梁涛．超越立场，回归学理一再谈亲亲相隐及相关问题［Ｊ］．学术月刊，２０１３，（８）：７０．　［１３］王常柱．权利义务观与亲子伦理精神的现代重建［Ｊ］．兰州学刊，２０１４，（７）：５．　责任编辑：郭洪　１２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