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大学问与小学问

张五常 大学问与小学问

2004-06-17

想到写这个题目，因为最近遇到两件有关的事。

首先是不久前一位同学传来一篇报道，说金庸准备写一本题为《中国通史》的巨著，我立刻在太太面前破口大骂！二十多年前我说金庸一定要写这本书，而其后屡次在文字上与朋友间提及，但他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考虑动笔呢？老查今年八十了，就算得天独厚，写得有他二十年前动笔的水平，机会不大吧。

我是读历史的，中西都读，不是精细的读，而是读大概，读文化与经济的演进。是非常有趣的问学，但学院派的中史学家写出来的，一般数树木而不看森林，而有时引经据典，仿佛只为表演一下学问神功，可读的巨著绝无仅有。不是说学院派的精细详尽的史学不重要，但那些是专业粮食，好之者屈指可算。我希望读到一本有一个历史理论架构的中国故事，不要斤斤计较一些古字怎样解法，无须考证这个人与那个人的关系，史实只求大略地对，但文字浅白清晰，来龙去脉交代分明，点缀着些有趣的真实小故事。中国的史学家虽多，但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似乎只有查良镛一个——只有他一个拥有所有条件能把这本书写得好。我是说二十年前的查良镛，今天怎样我不敢说了。

几天前与一位新认识的朋友谈及中国的学问大师，他作过研究，比我知得多。听了良久，我忍不住问：这位那位的贡献是什么呀？他如数家珍地陈列出来。我的回应，是这些是学问的细节，是小学问，看不出大学问在哪里。他要求我举大学问的例子，我说《史记》是大学问，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大学问，但可不是小说的本身，而是金庸创立的小说文体。

我认为大学问需要两个准则的合并。其一，要有一家之言；其二，要有深远影响。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以这两个准则衡量，炎黄子孙搞大学问确实给西洋鬼子比下去，输得面目无光。春秋战国时代出过的几位人物，在同期可与西方打个平手，但文艺复兴之后老外在学问上节节领先，伽利略（十七世纪）之后我们就输了多个马位。

有朋友提出宋代的朱熹。朱前辈无疑有一家之言，但学说过于抽象，深远的影响就谈不上。论到宋代的学问，我还是喜欢从文学与艺术这两方面看。苏轼的文字，米芾的书法及一些大师的画作，卓然成家，而其影响力也是深远的。这些算是大学问，但因为一家之言的「言」字不易确立，大学「说」就谈不上。

看看欧洲吧。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斯密，其巨著《国富论》横看直看也是有个「言」字的大学问，影响了人类的思想二百多年。受到斯密的影响，生物学家达尔文（十九世纪）更厉害。此子论著无数，本本皆精，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进化理念不仅影响了科学与哲学，就是宗教也避不了。这当然是大学问，我们不需要转到物理、化学等学问去再示范了。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依照我提出的「大学问」准则，中方与西方的水平相差那么远。一个观察是中国的传统学者花很多时间在细节上求证与追寻，而这些细节往往是无关重要的。西方的学者很多时都重视细节——密密麻麻的注脚是他们发明的——但马虎的例子不少。重要

的是，西方搞大学问的高人很懂得鉴辨细节的重要性，认为无关重要的他们懒得管。

这带来我要说的第二个观察。无论科学、哲学、音乐或艺术，比起中方，西方远为重视理论。概念或哲理中国也重视，但理论就给人家比下去。任何学问，有一个理论基础为依归——就算是虚而不实的——细节的轻重取舍就有了界定。这会省却不少做学问的时间。我读过一些中国传统学者写的国学、宗教等文章，而有关书法的更读过不少，欣赏这些作者的学识，但觉得他们所知的系统不明确，有时无端端地在看不出有重要性的话题上吹毛求疵。不能说这些不是学问，但因为缺少了一个理论架构，大学问不容易搞起来。

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在某程度上与艺术是相通的。我们读莫扎特谈音乐，塞尚、莫奈、梵高等人论绘画，其感受是他们说的是一些理论，可能与他们的文化中的科学传统有关。我说过了，中国昔日的学问传统是学而优则仕，读书考试是为了做官，没有司法制度，治国讲道德伦理。农归农，工归工，商归商，学归官，社会没有一个可以单靠出售学问而生存的空间。朱熹昔日设馆授徒的惨淡经营就是例子。这可能解释了中国的传统学者缺乏了一个以理论架构做学问的习惯。

回头说金庸，我想到中国近代的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作品到今天我还没有机会细读。何炳棣写的关于中国人口的历史书，数十年前读过，认为是大学问。今天自己老了，不求细节，要知大略，金庸打算写的《中国通史》正中下怀。但愿他智力常春，记忆不减。我也希望他能多聘用研究助理，而今天计算机打中文字，快的一分钟可打二百个，那么他可以信步庭园，或登临送目，思故国，品茗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潇洒一番也。

老查这本《中国通史》应该是大学问——我会坐在凳子的边沿等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