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

作者：裴改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14年第20期

摘要：金融发展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政府环保投资，另一方面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论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两阶段GMM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的动态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政府环保投资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的长期效果仍未显现。由于企业投资的主要方向是生产性投资，并非环保投资，因而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有限。 关键词：环保投资；金融发展；融资约束；GMM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扮演着我国环保投资的主体角色，承担了环境保护的大部分责任，显然，单纯依靠政府资金已经无法解决日益突出的环保投资供求矛盾，如何进一步推进环保投资主体多元化，极大地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是破解环保投资瓶颈的关键所在。然而，在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直接导致环保投资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一方面，某些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拉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使地方财政支出变得十分有限，在保证经济增长的任务前，环保投资往往被搁浅，或并没有置于优先地位。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富裕的情况下，政府越有可能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增加政府环保投资。另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还影响着当地企业的融资状况，当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生产性投资尚且缺乏，就更不用提环保投资了。因此，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政府环保投资和企业环保投资。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还有一部分研究关注了环保投资来源和环保投融资机制，不过这类研究多为政策研究和经验介绍，缺乏经验支持。本文通过两阶段GMM估计方法，检验2003-2010年我国30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总额和环保投资结构的作用与影响。 一、理论分析

金融市场发展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深度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朱闰龙，2004）。学术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Gurely and Shaw（1955）指出金融中介所能创造出的货币供给额和信贷总额，能加速借贷双方的交易而使得一国的实际经济活动能更蓬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Goldsmith（1969）使用金融发展中介资产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利用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King and 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选取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更多的金融发展指标，并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Levine and Zervos（1996）证实了银行发展水平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认为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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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谈儒勇（1999）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国金融中介体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康继军等（2005）证明了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正是促进环保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胡海青等（2008）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我国1981-2005年环保投资增量与GDP增量的因果性，发现GDP增量的变化是引起环保投资增量变化的原因。王金南等（2003）则认为环保投资缺乏固定的来源渠道，也没有建立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等稳定的、有约束的联动机制，环保投资受经济发展等外部制约性较大。因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作为环保投资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越多，来自政府的环保投资越多。由此得到假设1： 假设1：金融发展越好，政府环保投资越多。

融资约束指的是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由于内外部融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无法支付过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导致融资不足，由此使投资低于最优水平、投资决策过于依赖企业内部资金。金融发展水平从规模和效率两个方面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重要因素（饶华春，2009）。首先，金融发展能够扩大金融市场的总体资金规模，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这就为企业环保投资开拓了资金来源，更保证了环保投资的流动性。其次，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沈红波等，2010）。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降低又有利于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环保投资是企业投资的一部分，因而，金融发展是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重要因素。由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弱，来自企业的环保投资越多。由此，得到假设2： 假设2：金融发展越好，企业环保投资越多。 二、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同时考虑到环保投资的动态调整过程，以及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影响的时滞，设定如下包含滞后变量的经验模型： （1）

其中，因变量为环保投资（EI），用环保投资总额（EI all）、政府环保投资（EI zf）和企业环保投资（EI qy）的自然对数表示。自变量为当期金融发展（FD）、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FDt-1）和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FDt-2）。借鉴Goldsmith（1969）的金融相关比率，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GDP的比重表征当地金融发展水平，这种方法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控制变量包括前期的环保投资（EIt-1），用环保投资（EI）的滞后一期表示；当期政府支出（GE），用当地政府支出的自然对数表示；产业结构（IND），用当地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表示；年份（YEAR）为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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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3-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由于个别数据缺失，剔除了西藏。面板数据是平衡的，包括8年30个截面，共240个观测点，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

分别以环保投资总额（EI all）、政府环保投资（EI zf）、企业环保投资（EI qy）为因变量，对实证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回归结果 变量 环保投资总额 （EI all） 政府环保投资 （EI zf） 企业环保投资 （EI qy）

金融发展（FD） 0.536* （1.96） 2.012** （2.94） -1.390 （-1.33）

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FD t-1） 1.367 （1.83） -0.876 （-0.73） -1.629 （-1.11）

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FD t-2） 0.679 （1.77） -5.004 （-1.71） -0.172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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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环保投资（EIt-1） -0.700** （-2.43） 0.396 （0.93） 3.333 （1.38）

政府支出（GE） 1.124*** （5.74） 2.415*** （5.30） -3.399 （-1.38）

产业结构（IND） 1.429 （0.99） 12.725* （2.05） -19.834 （-1.72）

AR（1） 0.002 0.000 0.019 AR（2） 1.000 1.000 1.000 Hansen J 1.000 1.000 1.000 观测值数 180 180 18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AR（1）和AR（2）分别表示误差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的P值。

在以环保投资总额表征环保投资的回归中，当期金融发展（F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环保投资的增加。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FDt-1）和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FDt-2）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具备长期效果。政府支出（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财力越强，环保投资越多，这个结论与以往研究是一致的。产业结构（IND）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未提供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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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政府环保投资表征环保投资的回归中，当期金融发展（FD）的估计系数显著正，可以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为主的环保投资，假说1得到验证。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和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金融发展对政府环保投资也不具备长期效应。产业结构（IN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环保投资受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大，政府环保投资越多，这与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结构调整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在以企业环保投资表征环保投资的回归中，当期金融发展（FD）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并不明显，假说2没有得到验证。以往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投资决策，而模型（3）却并没有进一步这个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环保投资还并没有纳入企业投资决策的范围，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企业还没有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它们只是不得已地进行环保投资，以应对环境规制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原本对投资决策影响很大的金融发展，表现出与环保投资关系不大。 四、结论与启示

论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两阶段GMM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的动态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政府环保投资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的长期效果仍未显现。由于环保投资只是企业投资行为的一部分，而目前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意识到环保投资对企业技术升级的长期作用，大部分企业将环保投资视为一种高昂的成本支出，这使得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并无体现。 参考文献：

[1]Goldsmith R.W.，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Gurley， John G. and Shaw， Edward S.， 1955. 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5（4）， 515-538.

[3]King， Robert G. and Levine， Ross， 1993.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Eds.： COLIN MAYER AND XAVIER VIVES.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4]Levine， Ross and Zervos， Sara， 1996.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690.

[5]胡海青，李建，张道宏.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基于1981-2005年的数据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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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中国、日本、韩国的经验[J].金融研究，2005（10）.

[7]饶华春.中国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金融研究， 2009（9）.

[8]沈红波，寇宏，张川.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6）.

[9]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10]王金南，逯元堂，吴舜泽，朱建华，刘瑶.环保投资与宏观经济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4）.

[11]朱闰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