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隽鸿飞 周丽

来源：《江汉论坛》2018年第04期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既密切相关，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其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尽管恩格斯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但已经呈现出与马克思历史观原初创立时的差别，及至第二国际理论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已经表现出重大的理论差异。只有把上述概念纳入到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和把握，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4BKS034）；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15JDSZK013）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15-08

一般说来，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三个概念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含义上被使用的，三者表达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但是，如果认真分析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在思想史进程中的转变，我们会发现，这三个概念虽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别。对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内涵的分析，可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引导我们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进而揭示其理论实质。

对于自己的历史观，马克思并没有给出过非常明确的命名。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由恩格斯开始的。尽管恩格斯晚年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但他也是用唯物史观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 一、马克思历史观的起源

在《致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这一起源！”① 也就是说，对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必须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分析入手。

《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这个“新世界观”如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如果按照推广运用说，那就是马克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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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中提出了一个新世界观，然后运用这一新世界观去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才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历史观。但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并非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统一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

首先，在《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哲学进行了彻底清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②，因此，他们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不过是分别抓住了主体或客体，以寻求二者的统一性，而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只有在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中才是可能的，因此，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近代哲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即对主、客体统一性的思維。

黑格尔曾指出：“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种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何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这个统一就是某一假定客体进入意识。”③ 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将旧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别。但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过是将主体和客体视为确定的、给定的存在，而没有看到二者与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关系。因为人与自然都不是给定的存在，而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正是由人的感性的、连续不断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才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存在基础。在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中生成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世界。

不但如此，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也是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正是在以整个自然界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之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产生出来、发展起来。随着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展开，人的本质力量在社会中成为人的现实的存在，一切对象对人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人的对象，成为确证和实现人的个性的对象，对象成为人自身。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性的活动中肯定自己，使人的对象性活动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实现。 因此，“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现实的人及其感性世界存在的深刻的基础，是现实的人的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所说的“新的世界观”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而是“超越于二者之上的真理”。这种超越性就表现在将现实的人及世界的存在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在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纯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即作为人的活动对象、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生成和展开的人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给定的存在，而是历史性的存在，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正是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才是可能的。整个世界历史也就是人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而生成的过程。人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在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实践活动的直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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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在相互生成的过程中，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都已经成为现实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存在。正是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创造了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作为恒久的现实。

其次，对旧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明确了认识问题的实质是实践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④ 因为认识并不是主观对客观单纯的反映，而是人通过对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和作为活动客体的对象的双重改造的结果。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一方面人是遵循着双重的尺度进行活动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因而所谓的主观与客观的相符合，并不是人的意识单纯地反映客观存在，而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现实地创造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正是借助于人的活动的双重尺度形成的对人自身与自然的双重改变，才真正证明人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类生活的生产，自然界才作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存在。因此，劳动的对象就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在意识中、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形成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将自己的内在本质赋予外在的对象，从而在其创造的世界中直观到人自身。因此，所谓的客观、客体并不是自在的自然界，而是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改造过的对象世界，对这一对象世界的认识不过是对人及其自身实践活动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人之所以能够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人类学的自然界”，就在于人先行地存在于对象之中——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也就是说，人就是自然的存在、就是自然中的存在，其以整个自然界（包括他自身）作为他活动的对象。因而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实现对对象的占有。人的一切器官——作为个体的感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社会的感官形式——与对象的关系正是人的现实的实现。人的本质规定的丰富性和人的活动及其对象的丰富性，就决定了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的丰富性。不仅人的主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且人的被动地享受他人劳动产品的过程（无论这种享受是以实物的形式，还是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被享用），都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方式。人的能动是从主体方面来讲的，是人的活动的自由性和创造性；而人的受动则是从客观的、对象的方面来讲的，即人的活动是受对象限定的。对象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独特方式、人的存在的独特方式。也就是按人的方式来说，所谓的受动并不是绝对的外在的强制，恰恰是人的活动得以实现的独特性。因而，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对象化与自我确证是通过同一个活动实现的，并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性的活动。因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人的活动与受动，只有在人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中才会失去彼此间的对立。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问题，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

第三，《提纲》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阐明了新世界观的理论指向。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⑤。因此，费尔巴哈只能求助于人自身。但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没有对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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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而他看到的不过是市民社会中“原子式的个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⑥。对此，马克思从两个方面给予了批判：一方面，这个抽象的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即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就了抽象的人的个体；另一方面，這种人的个体作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后果，实质上是人自我分裂和对立的表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实质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国家作为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只是维护国家自身。因此，政治解放不仅不以废除宗教为前提，反而使宗教获得了生命力。正是由于类生活和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之间的二元分立，市民社会的成员才会信奉宗教。而宗教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这种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就表现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有产和无产、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之中。

因此，马克思面临着双重的理论任务：一是阐明人的存在的基础，即人与社会形式的关系，并通过对这一基础的分析揭示市民社会的个体的人产生的根源，即现实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根源；二是通过对上述历史过程的批判，并诉诸“武器的批判”彻底地变革现实的人的生存结构，消解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最终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并没有像旧哲学那样追问世界的“本原”，并从思维或存在某一方面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而是通过对旧哲学的理论批判，开辟了一条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全新的路径，并最终明确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其最终目标是“改变世界”，以实现人的解放。按传统的人与自然相分离、自然观与历史观相分离的方式来理解，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对象的研究属于历史观。但是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方式来看，“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既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个历史的世界之外并不存在着旧哲学所说的独立的自然界。因而“新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个新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以“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实现的历史观的革命，又是马克思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实现的世界观的革命，从而将世界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形成了马克思的历史观。 二、唯物史观即马克思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⑦ 可以说，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历史性贡献的最集中的表述，并由此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概括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内涵做了系统的表述，尽管他们没有明确使用“唯物史观”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时，是通过对黑格尔及其后继者哲学的批判阐述自己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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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是从思想领域出发去解释现实的社会生活的，他们通过建构概念的体系形成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理论想象，并用这一理论想象去理解和阐释现实的社会生活。但由于抽象，这一概念体系表达的人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人、丧失了感性现实性的人。与他们相反，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入手，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的历史性变迁的分析，揭示出这一现实的生活过程如何通过思想体系得以呈现出来，进而通过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的解决来解答思想领域的矛盾和冲突。“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⑧ 也就是说，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从精神、意识出发来阐释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逻辑，即从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去理解和阐释人类的历史。因为所谓的历史，并不是在人之外的存在，而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历史并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⑨ 而要有历史，首先要有人，要满足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的衣、食、住、用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指出，这种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是自有历史以来直至今天，人类每时每刻都必须从事的活动。无论这种感性活动对“历史学家”说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的历史观的建构活动仍然需要以这种感性活动为前提。“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⑩ 但必须明确，这仅仅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如果停留于此，人与动物就没有任何的差别，并未摆脱自然的存在状态，不能真正进入现实的历史。

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1}。马克思将这“第二个事实”称为第一个历史活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新的需要的生产本身就内在地蕴含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之中。它既是以第一前提为基础，同时也使第一个前提——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的生产——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需要”并不是基于人的自然的生命本能，而是在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中创造出来的。它标志着人突破了自然的必然性链条、超越了自然的生命活动而创造出自然本身所没有的需要。因而这是真正的“人的”需要。“新的需要”的生产意味着人只有成为历史性的存在，才能真正开创人类的历史。

这种生产生命的活动并不是独孤个体的活动，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展开的。因此，“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12}。如果说前“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事实”中展开的是人自己生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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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那么“第三种关系”——他人生命的生产——则明确了人类的历史性活动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有限生命相续的无限的过程。只有通过人类有限的个体生命生产的无限相续，才能形成人类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性实践活动的这三个方面并不能被理解为前后相续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被看作是同一个人类活动的“三个因素”或“三个方面”。只要有人存在，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三个方面是人的存在的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从人类最初产生直到今天，这三个方面始终在发挥着作用。

这样，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就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包含着全部的人的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从人类产生最初时就已经存在，这种物质联系是由人的需要和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随着人类需要的变化以及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就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因此，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就是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这种联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创造出来的——在人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分析出发，具体地去分析和把握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3}。

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把关于现实的人的观念想象成一种唯一支配和决定人的实践活动的积极力量，并由这种观念和想象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类的历史。换言之，就是将理论的建构凌驾于现实的人类历史活动之上，并用理论去裁剪人类的历史，因而只能在纯粹精神领域兜圈子，在自己的想象中用精神的生产代替现实的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是无论它怎样转来转去，都无法走出自身而通达现实的社会生活。这种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获得了“最纯粹的表现”，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也是按这样一种方式来建构的。尽管兰克明确提出要回到历史过程本身“如实直书”，但仍没有逃脱帝王将相史和军政的路子。正是由于执着于思想观念本身，使思想观念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社会生活，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被视为某种处于现实世界之外、超乎世界之上的存在；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非历史的存在，因而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这正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的对立的根源。在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只能看到重大政治事件、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作用，看到宗教和一般理论的斗争。因此，在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都不得不遵循对于那一时代的幻想。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明确地讲“德国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却通过工业史、商业史、市民社会史的写作初步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因为工业史、商业史和市民社会史正是从现实的人的生产和生活出发来记述人类的历史性活动的。也只有通过对这些历史性活动的具体的分析、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抽象，才能形成概念、建构理论进而阐明人类的历史。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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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并结合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对整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所以恩格斯说：“《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阐释，更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建构起来的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展望。“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14} 这一结果，就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必然会形成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就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社会的意识形态亦与之相适应。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社会的生产力就会同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时，社会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的结构性的变革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的上层建筑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產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 从西欧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演进表现为原始的、亚细亚的、日耳曼的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表述”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建构起来的。那么，应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呢？ 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由来及其内涵的演变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其全部已经发表的著作中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否认马克思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不同阶段上，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真正的含义，才能真正搞清楚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真正的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批评保尔·巴特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为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时指出，保尔·巴特仅仅看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却没有看到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并不否定思想领域也会对这些物质生产方式起作用，尽管这种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 因此，不能用现有的理论去套现实的人类历史，而是必须重新详细研究全部的现实的历史过程，才能阐明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去分析相应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的观点产生的现实基础。“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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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17} 也正因如此，才招来巴特之流的攻击。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恩格斯首先使用的，而是那些“年轻的德国人”用来理解、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建构所谓思想体系的套语。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这些人虽然自称是唯物史观的朋友，但其实仅仅将唯物史观作为套语，并以此为借口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他本人，“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即按那些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也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也不是恩格斯用来指称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概念，此时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内涵是不同的。

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不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一样，恩格斯同样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进行解释，以避免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同时教导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1890年9月21《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明确：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但对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仅仅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去理解，并且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把丰富的现实生活抽象为单纯的、毫无内容的空话。尽管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因素主要是决定着其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如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不同，阶级斗争就会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并在斗争结束之后形成不同的政治法律后果，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重新建构和生产力各因素的重新分配以及生产的重新组织。不但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历史地继承下来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不仅预先会影响社会变革的进程，而且在社会变革之后会直接影响到新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后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系列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但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即使这些偶然因素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以致于我们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同时，为了让布洛赫能够深刻理解唯物史观，恩格斯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并明确表示自己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这两部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19}。在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再次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20}，“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1}。

至此，可以说恩格斯已经完全是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了。1892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導言译成德文并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2期上时，直接将题目改为《论历史唯物主义》了。尽管恩格斯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一致性，但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出版，此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主要就是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等论战性著作的内容展开的。正像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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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更多地看重了物质的方面，看重经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这导致了几个方面的后果：

第一，基于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论述，第二国际理论家过于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唯物主义加辩证法。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22} 而由梅林、普列汉诺夫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的梅林—普列汉诺夫解释传统则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解释路向，进一步强化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差别，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范围相对于唯物史观来说大大地被缩小了，即被限定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这直接导致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划分，自然观被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历史观则被视为单纯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一理解开始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的命题。“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从而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理论，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23}，形成了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24}，从而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历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因此，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就是要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以便消除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陷：其一是以往的历史理论仅仅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认识到这些思想动机的产生是有其现实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因而无法认识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可能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与这些思想动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过去的历史理论仅仅从思想本身出发，没有说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在人民群众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的变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即通过考察了一切社会矛盾趋向的总和，并将其归结为可以明确判断的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明确物质生产力状况是一切思想产生的根源，从而排除了以某一主导思想解释人类历史的主观主义的武断态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的动机、各种矛盾思想和意向间的冲突，以及人类社会中所有的这些冲突的总和及其发展规律，从而指明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把历史当作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但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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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被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并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构确定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25} 由此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通行的解释。

第三，在这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人类历史的“三个方面”、人类历史性活动中的“双重关系”被简化了、片面化了：丰富的、全面的人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被简化为单纯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作为人类历史双重关系的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被置于从属地位。这可以从《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建构中清楚地看到。人对自然的关系被理解为生产力，即人们用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人与人的关系被理解为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尽管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等等。而且由于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没有出版，更不为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知，使他们就更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含义及其历史地位了。

因此，经历了上述变化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与唯物史观有了巨大的差别了。因为斯大林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物的因素、特别是物质生产被强化了。一方面，《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区分，在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同时，割裂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引导回了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过程中将马克思总体性的生产概念简单化为单纯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丰富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单化为物质生产中的人的关系，导致了对物质生产的绝对的客观化的理解，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历史性”，根本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的高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斯大林那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被片面化、简单化了。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被遮蔽了，生产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被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变换”及其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消失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划时代的贡献。

综上所述，在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在同等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活动的总体性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但是经过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直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的演变，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内涵已经被大大地压缩了。因此，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才能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才能真正克服斯大林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恢复马克思历史觀的本真内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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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页。

②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56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引言第5—6页。 ④⑧⑨⑩{11}{12}{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25—526、295、531、531—532、532、544页。

⑦{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691页注。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16}{17}{18}{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692、691、697—698页。

{20}{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9、346页。 {22} 《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23}{2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11、423页。 {25}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

作者简介：隽鸿飞，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周丽，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