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王小波在国民性批判上的差异

李喜华

(湘南学院，湖南郴州423000)

摘

要：鲁迅与王小波都借杂文对中国国民性进

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转折时期．王小波则经历了荒

行了批判，然而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及其人生阅历、个性

等的不同，他们的国民性批判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主

谬、充满悲剧意味的“文革”。在杂文中．王小波重点对“文革”时期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和蒙昧主

义思想做了理性的反省和批判：“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许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就死掉了。”[3】“不管怎么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批判的主要对象不同：2．切入的视角不同：3．批判的风格不同。

关键词：鲁迅王小波杂文国民性批判鲁迅与王小波都以杂文为武器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清醒而冷峻的批判。但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让鲁迅更多看到的是国民的愚弱、卑怯、麻木；而新中国“文革”时期的荒诞让王小波更多感受的是国民的狂热、不理性及知识分子的健忘和盲目乐观。不同生活背景和思想认识使鲁迅和王小波的国民性批判存在着差异．具体说来，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批判的具体对象不同

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这就是做自

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4】王小波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把是非之争变为好坏之争。而这样以后“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这种行为的实质都是置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于不顾，其结局最终必是作茧自缚，成为可悲但不可怜的替罪羊、牺牲品。王小波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理

性、搞“窝里斗”等致命的弱点，以及由此给社会和自

在国民性批判中。鲁迅主要选取下层民众为具体批判对象，王小波主要选取中国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国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成了逆来顺受、麻木不f_：的“奴隶”。他们“默默的生长。

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针对民众的这一思想现实，鲁迅痛心疾首，甚

身所带来的悲剧。他认为“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

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5J然而。王小波对当

下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知识分子，实在是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这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批判心理一样．批评是

因为深爱，否定是为了重建。

至非常偏激地将中国历史分为两种，即“暂时做稳了

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杂文中，

他则批判、解剖了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各个方面．如精神胜利法、冷漠、自私、麻木、愚昧、卑怯等。其措辞之

激烈、态度之彻底，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第一人。然

二、批判的视角不同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要是着眼于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王小波的批判则主要是着眼于国民的不理性、不讲科学。

鲁迅的人生经历使他深感黑暗势力的强大、广大

而，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用意就是要“砭其同弊”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铸起“民族的脊梁”。鲁迅“以其思想的全面性、深刻性、现实性、战斗性而脱颖而出，成为针砭国民性的国手、重铸民族精神的引路人”。[2]

鲁迅辞世半个世纪后．另一位致力国民性批判的“自由思想家”王小波。其杂文思想深邃、独特，语言幽默、辛辣，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鲁迅生活在

参考文献：

[1]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上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鲁迅．鲁迅作品集[Z]．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3]姚亚平．当代中国修辞学[M]．广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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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愚昧和少数觉醒者的形单影只的痛苦。他感慨：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野，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6]鲁迅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便开始思考“什么是国民性”等问题，其中所亲历的幻灯片事件更是大大刺激了他，以至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

“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

1996．

[4]王希杰．修辞学新论[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5]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词典[M]．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

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此后。鲁迅便终其一生执着于思考和批判中国国民性，

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王小波生于忧患，他还在母亲腹中时。父亲被诬陷。父母“希望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于是王小波由此得名。然而王小波的一生并未因父母的美好愿望而平坦。与同代人一样．他经历了“文革”前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家庭和个人也都遭遇了许多的不幸，因此．王小波对“文革”前后国民的狂热、迷信与不理性

精神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

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人变得不可理喻”。[8]中国人为何会如此．王小波以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f91盲目崇拜、不讲科学和理性，这可以说是王小波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鲁迅和王小波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三、批判的主体风格不同

鲁迅坚韧、刚烈，王小波宽容、温和，性格的差异使鲁迅和王小波对国民性的批判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而言，鲁迅的批判冷峻、尖锐、彻底，充满着“火药味”；王小波温和、宽容、容智，充满浪漫色彩。

鲁迅和王小波都经历了诸多苦痛。“鲁迅将这苦痛推向了哲学上悲剧阴郁的宿命感．而王小波却因此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弹’。加倍的热爱珍视‘想象’给人类带来的自由享受”。[10】鲁迅对周遭世界的不合理因素．往往采取痛心疾首的“热讽”；而王小波则主要采用“冷嘲”的方式抗拒着制度的不合理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是“炸弹满空”、“水深火热”，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国民对社会、国家和他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麻木使鲁迅痛心疾首，他决心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杂文中。他用“投枪”、“匕

首”似的文字，毫不留情，直刺国民劣根性。如，他批评中国国民本性的“卑怯”：“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

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批判了国民的“吃人”性：“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州11；总之。鲁迅在杂文中以决绝的姿态对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予以严厉的抨击。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立足于寻求民族觉醒和解放的道路。在这个批判与寻找的过程中。鲁迅不仅发出令人深省的“救救

孩子”的呼喊。而且对青年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这人肉

的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

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使命!”[12】但现实的黑暗、变革的艰难、希望的渺茫，使鲁迅内心充满忧郁和悲愤，也使他的杂文充满了“火

药味”。

王小波的杂文以最大的努力实践着五四以来正直

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和启蒙大众的本分．在他的身上融

合了世俗主义的宽容与智慧，理想主义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

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13】王小波虽然历经“文革”，目睹了期间人们的狂热和非理性，但在解剖现实人性的过程中．王小波并未以“精英”和“救世主”自居。他的批判拒绝说教和限制，要求捍卫独立人格和维护个人价值，而非“逃避群体胁迫、在欲望中挣扎”的伪自

由写作。“王小波一生热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

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

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过精神自由的追求”。【14]王小波不但热爱自由、崇尚理性，而且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

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都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个特点使王小波能以一种开放的眼光与心态，超越自身的

历史文化背景。把当代生活中那种习以为常的东西颠

倒过来。让我们看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荒谬、不合人性、甚至是反历史的社会生活、思想图景。王小波是一个低调的人．他从没有解救苍生的优越感，他在人类生

活和思考的底线上找到理论支撑点．从而形成比较温

和的理性批判力量。尽管这种方式不够悲壮，但他的低调风格恰恰也为普通人的“反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如在其广为流传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王小波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他对勇于挣脱被随意摆弄命运的生命的敬意。在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王小波则以自我为起点．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为研究对象。始终关注这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从批判到启蒙。王小波揭示的是专制体制和权力对人性的摧残和对创作欲望的扼杀．他开出拯救灵魂的药方不是鲁迅的“救救孩子”。而是救大人自己。王小波认为孩子本无罪恶，“都是娘老子教的”，为了救孩子，不是迁就他

们，而是从娘老子着手。“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当中，

我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可见，王小波对国民灵魂的拯救不是从拯救社会、拯救青年开始。而

是从拯救自己的精神开始。

鲁迅和王小波的国民性批判虽有很多的不同。但他们批判的目的相同，都是为改进和重建国民性。鲁迅逝世至今已经七十多年，期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正如王晓明所说：“在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鲁迅那样的不为时尚所蔽，更不自融于现实，坚持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品格。”㈣王小波的出现及思想文化界对他的认同便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鲁迅．阿Q正传序．阿Q正传(俄译本)[M]．北京，

1925．

[2]李文珊．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探[J]．青海社会科学，2004，(3)．+

[3]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25．

[4]王小波．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沉默的大多[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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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也频早期创作的悲剧特质

张桂枝

(开封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南开封475004)

摘要：“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在贫困和流浪中成长起来。拿起了文学创作这个武器，去抒写苦难的人生和人生的苦难。但他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自己的特点和追求的。他用朴素的白描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社会底层人物的不幸遭遇。在此过程中，他并不是客观冷漠的。而是以一颗虽然年轻幼稚，但却激动不已的心，以强烈的主观感受去描写尖锐的矛盾冲突，使读者

感受到了一种浓烈的悲剧气息。

关键词：文学创作悲剧分子妇女

劳苦群众

下层知识

也频便走上了社会，辗转于上海、天津、北京、烟台等地．过着贫苦而辛酸的生活。1924年胡也频开始接触文

学，任《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编辑，并在《京报》、《晨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其中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一文，得到鲁迅的赞赏。从此，胡

也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创作成了他找到的

唯一武器。他的创作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创作内容主要是抒写人生的苦难，因为是艰难的生活和个人的不幸把他推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使他几

乎是不由自主地提起了文学这支笔。去为苦难的人生而写．去写人生的苦难。所以，他的早期创作的几乎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一方面利用反动文人对抗革命文艺运动，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杀害革命作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踪，经家族去打听，知道是

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

都是悲剧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人生所经历的各种事物中，几乎活动着的，全是悲的力量，并且一种悲的刺激会淹没许多欢乐的记忆。”瞰p4，综观起来，胡也

频早期创作的悲剧特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苦群众的悲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许

多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的创作还主要取材于知识分

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

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泌因

为“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

子恋爱、婚姻的苦闷和争取个性解放，而胡也频却用朴素的白描手法，多方面展示了劳苦群众的不幸遭

遇。这实属难能可贵。如《海岸边》反映了两个在风雪中捕鱼的贫苦渔民，大风卷走了渔网和鱼，他们只得

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⑦(芦珊)。

1931年1月17日．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五位

互相扶持着往家走．最终倒死在荒野里。小说以作者

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为依据。虽然近似生活素描，但

年轻的革命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国民党反动派设在上海龙华的特务机关“警备司令部”，人

称“左联五烈士”。两年后，即1933年2月7—8日，在五位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以极其悲愤的心

在艺术描绘上还是比较细腻的。该小说紧紧围绕两个渔民临终时的精神状态，给予集中而动人的抒写。渔

民王大保在大风雪中没有发现同伴已蹲着死去了。他

情，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以示纪念，但文中对胡也频的介绍仅有一句：“同时被难的四个文学青年之中，李伟森我没有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p487)所以，后人对胡也频及其创作知之甚少。

胡也频1903年5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原名

还喃喃地嘱咐同伴将他裤袋内的两角钱和三十个铜

子带回家去，因为妻子刚生下一个病婴，家中另有一

个十五岁的哑巴儿子。王大保呼唤同伴，听不见问答，还以为他已经上路了。王大保跌倒时，僵硬的身躯便

一半压在同伴的尸体上!尤其可贵的是，胡也频总是

胡崇轩，幼名胡培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极不稳定，少

年时期的他时而读书，时而失学。为了生存。15岁的胡

[5]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41．

[6][7]鲁迅．呐喊出版社．1981．

[8]王小波．迷信与邪门书：我的精神家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240

[9]王小波．科学的美好：沉默的大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M]．北京：

自序．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

尽量挖掘劳动人民身上闪光的素质。将这些素质和他

们最悲惨的遭遇联系在一起反映。同样，短篇小说《傻子》塑造了一个不幸的孤儿，也是悲剧人物。鲁迅说：

王小波之比较分析[J]．文艺争鸣，2003，(5)．

[11][12]鲁迅．坟海口：海南出版杜。2004．

[13]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国青年出版社。1997．2．

[14]李银河．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15]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

沉默的大多数[M]．中

灯下漫笔．鲁迅经典杂文选[M]．

[10]房伟．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想象——鲁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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