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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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王旭东教授

王旭东，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申遗专家。主编出版《中医美学》、《医史与文明》、《中医文化导读》、《中医养生康复学》等着作与教材。在中医养生康复、中医文献、中医文化等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培养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张宗明：近些年来，随着“文化遗产热”的兴起，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究竟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为何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问题不仅大众对此不明，就是中医界对此也是褒贬不一。您是中医申遗专家，能否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王旭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护文化多样性，留住更多随时

代变迁而容易湮没的文化记忆，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4年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1年、2003年，我国的昆曲和古琴相继入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目录。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正如陈至立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确立我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影响力的学科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催生下，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看，世代相传的中医药，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技能，是我国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无疑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6年成立了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和办公室，组织开展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申报工作。我国在2008年10月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中，“中医”是我国上报35个项目中的首选项，而且这是决策层认定的“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的“名列榜首”的选项。可见，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医药“申遗”是非常重视的。

我个人认为，中医“申遗”对中医的传承与保护有明显的好处。在2010年申报文本中，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的主要保护措施就有：建立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工作室，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抢救性地保护中医的特殊技艺，中医古籍的调查、整理与保护，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讲座宣传活动，筹建国家中医博物馆等。仅此数项，拟投入经费高达数亿元人民币，这些项目的落实无疑将对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张宗明：据说中医“申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中医“打包”申请未果，2010年以中医针灸单项申请却取得了成功，您能谈谈其中的原由么？

王旭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开始进行的申报方案中，就确定对中国传统医药整体“打包”申请，内容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个项目。这种一大类多个项目整体“打包”进行申遗的情况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从已入选的“非遗”项目看，全都是单一的，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单体”项目。尽管“打包”申请有利于保持中医药学术体系的完整性，有利于中国传统医药全方位走向世界，但违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审查习惯，专家们无法从“中医”这样的项目名称上看出“文化的形式（或形态）”，而“非遗”注重的就是“形式”中蕴涵的传统价值、思想和观念。2009年的中医“申遗”未果，并非所谓的“落选”，而是国家有关部门主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撤回所致。改为分项申报后，“针灸”当年就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处附属机构的评审，这是因为：针灸是中医药体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不仅历史悠久，临床疗效显着，理论上自成体系，也是最早被西方世界接受和认可的中医疗法，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技艺性、演示性很强的“可见形式”。正因为“中医针灸”符合“单体”项目要求和“非遗”必备的“形式感”，才能顺利入选的。中医针灸项目的申报成功是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认可，这对于进一步促进“中医针灸”这一宝贵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针灸申遗成功也为我国今后的申遗工作，特别对中医药的申遗工作带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张宗明：对于中医的“申遗”，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申遗”是否意味着中医已经处于消亡的边缘或已经成为了“遗产”了？

王旭东：这是对“遗产”概念理解上的误区。“遗产”本义是“智慧和财富的传承”，遗产不是消亡的东西，已经消亡的文化不在保护之列。现在，中医仍然是中国的主流医学之一，仍在为

民众的健康做出贡献，是受到中国法律保护、在政府专门的机构管理下的医学群体。中医理论和方法已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之中，四季养生、导引太极、药膳食疗成为国人生活习惯。“因人制宜”、“以和为贵”、“未病先防”、“治未病”等思想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医“目前的社会、文化功能”，它显然不属于已经消亡的文化，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备的条件。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医文化确实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百年来，传统文化式微、科学主义扩张、西医冲击和中医教育西化等导致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生存危机。我个人认为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窒息，技术萎缩。中医最具特色的生命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在目前的中医教育、科研和临床实践中得不到传承与发扬。审证求因、辨证论治这些中医的灵魂没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医院不姓“中”了，中医中药可有可无，“中医”二字成了装点门面的敲门砖。学术界热衷于以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忽视了对中医经典着作、学术经验、单方秘方乃至中医思想的研究。中医院里除了中医、针灸、推拿等科目外，其他技术无人问津，中药有丸、散、膏、丹等几十种剂型，炮制方法也有几十种，现在临床中有效运用的却很少。二是阵地缩小，人才外流。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等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标准，不是同一科学体系的标准，必然对中医造成巨大的束缚，加之政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医阵地不断缩小。人才外流有两种情况，一是出国，一是流向西医。人才的流失和异化，学术的西化给中医敲响了警钟，保护、传承与振兴中医药形势迫在眉睫。

张宗明：中医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近百年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取消中医”的说法一直没有消停过，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旭东：在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的近百年时间内，中医便不断遭受劫难。上世纪初，国民党政府对中医所采取的取消主义，迫使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迅速被边缘化；上个世纪中后期，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的“中西医结合”策略，虽然部分恢复了中医的“合法性”地位，但其代价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中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肢解得面目全非；2006年，中医“存废”

之争又起高潮，虽然政府出面支持中医，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辩论却极大地混淆了民间的视听，加深了科学界乃至中医院校学生对该学科的怀疑。

中医近百年来不断遭遇诘难，并不是因为其无效或不科学，而是在于时代变革而导致的文化错位，话语体系不相容，现代人越来越无法解读中医。虽然取缔中医的观点过于霸道，但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阻隔，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领略中医的内涵。虽然中医的养生学说、气功、针灸疗法等在世界范围内渐渐得到多学科的研究，但是，包括中医界本身，对于创造出这些伟大成果的中国人的基质──独特的传统意识和文化观念、创造出优秀技术体系的思想内涵，却未被赋予相应的重视。因此，应该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中医文化困境。

我一直认为，科学一旦成了霸权，将是人类的又一场灾难。目前这场灾难已经显现端倪，日本核泄漏、全球极端气候、能源危机、食品安全警报、突发性重大疾病等等，无一不因缘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不能完全依赖现代科学，世界必须多元发展，而文化的多元，或许能提醒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我们要为自己的世界多打开几扇窗口。

一门为现代人健康服务的学科，如果不能为现代人所理解，必然心存疑虑，心存疑虑就会渐渐失去信任，失去信任必将丧失凝聚力和亲和力。一个认同感、信任感、亲近感日渐消减的学科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多年来振兴中医的努力，在业界并没有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现代思维方式挤占了中医的内核，现今的中医如同被抽取了灵魂的躯壳，丧失了认知方式、思维特点、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这些灵魂，貌似繁荣的中医药事业只是一些技术残片拼凑起来的空壳，实验室内验证性的研究其实是在解剖中医的尸体。邓铁涛等前辈发出了中医在他们那一辈就已经消亡了的悲叹，国家科学院院士一级的大科学家都无法认识中医合理的科学底蕴，警示着我们救赎这个学科的紧迫性。中医不缺技术、方法和药物，支撑中医、也是中医存在至今的根基是临床疗效，但是，没有灵魂的技术和方法，终究会失去生存的基础而被其他学科消化吸收，由此走向消亡。因此，拯救中医，当务之急是中医文化的保留和传承。我认为，中医理论的现代解读和表

述，是救赎、维系中医生命力的急需之策。

张宗明：在一般人看来，中医属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用来治病救人，促进健康的，应属于“科学”范畴。“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旨在正名“中医是科学”。而中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将中医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似乎又将中医归属于“文化”范畴。目前，中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的项目全都是文化艺术类，中医作为申遗项目却是个例外。“科学”与“文化”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医在“申遗”过程中，就有人根据中医是科学而不是文化反对中医“申遗”。那么，在您看来，中医究竟是科学还是文化呢？

王旭东：文化与科学尽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角度看，科学隶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科学从文化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便出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野。现在“科学”与“文化”之争，其实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争论。“科学文化”追求客观性、普适性、一元性；“人文文化”体现价值性、地域性、多元性。当前，对于中医学科属性的认识，存在着“非此即彼”观点：中医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文化。是科学就要根据科学规范去要求，是文化就要根据文化特点来发展。其实，中医产生于科学与文化没有分化的时代，其本身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有科学因素，也有人文属性。中医包含大量的科学成份，隐含着众多的科学事实；同时也裹挟着不少人文内容，凝聚着中国传统人文智慧。简单将中医定位于“科学”，或定位于“文化”都是片面的。中医“申遗”目的就是能够从法律与制度层面上将中医先保护起来，保存起来，然后才能更好地去挖掘其科学元素，提炼其人文智慧，更好地服务于当代。

张宗明：您是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过题为“中医药文化遗产必须得到有效保护”的大会发言，在全国中医界引起了很大反映。您在提案中对于保护中医药文化遗产有提出了哪些具体建议？

王旭东：我的建议有四个方面。第一，将中医药学作为国家政治文化来对待。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应该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典型来对待。西方发达国家对能够弘扬自己国家特性的文化事业，总是以政治的态度，用政治的立场加以推广，甚至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制定有关战略来保护。在美国，即使是电影、游戏软件，只要能张扬所谓的美国精神，就能得到政治文化方面的保护。这种有利于国家利益就给予特殊保护的做法，同样可以作为保护我国中医药学的借鉴。第二，加强中医药特殊保护的法律建设。中医药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与西医有本质的区别，中西医药的法律保护制度也应该区别开来，只有建立中医药特殊法律保护制度，才能使中医药获得持续、健康与稳定发展。特殊法律保护的内容应包括：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师资格认定和执业要求、师徒传承制度、中医药标准、医疗纠纷等诸多内容。第三，中医教育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目前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已经受到无数专家学者的诟病。有关部门要切实采取措施，从本质上进行改革，再也不能培养那些不中不西，不会看病，甚至连中医思维方式都不具备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了。第四，中医科研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中医现代化研究要彻底摆脱“唯科学化”的束缚，在发扬中医优秀思想，推广中医优秀技术上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保护中医的特色、优势，对中医体系进行正本清源的清理、继承式的研究要摆上重要位置。“名医工程”、“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之类的研究要纳入国家级的课题。要彻底杜绝中医科研中的虚假行为，使中医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此外，我还建议以确保疗效作为中医保护的基础，启动中医药特殊保护的国家工程。

张宗明：在中医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有人认为，保护中医文化就是要保持中医“原汁原味”，就是要培养“纯中医”，甚至可以让一部分中医不懂西医。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旭东：在现代社会背景和医学条件下，一点西医不懂的中医是要误事的。作为一个医生，服务的是当代人，中医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医学体系，但看的都是现代人，治的都是现代病，既然是现代人，就必然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生的是现代病，就必然要会接受现代医学的检查和治疗。如果真有那么一些不懂西医的中医师，那么连和病人交流都无法进行，更别说看化验单、懂得西

医病理和西药药理了。无法和患者交流，病人敢相信你吗？

其次，现代人只怕没有不进西医院的，西医的诊断和治疗用药对病情影响很大，患者可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得病了就把你当成救命菩萨！特别是社区医生，平时都要独当一面，到时候来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递上B超报告，你能跟人说中医古书上没有这个病，我治不了吗？

还有，中医也是要发展的，需要利用一切现代技术手段武装自己，无论针灸、推拿、B超、磁共振，都不外乎是个工具，就像一把锤子，工人能用，农民能用，知识分子也能用啊，不会运用现代手段和工具，中医还能有发展吗？

其实，现在中医教育出现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西医，而是中医体系本身的传承不是按照中医本身的学科规律进行，现行制度不允许中医学术发展。例如中医讲同病异治，同一个病、不同体质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子，但医师考试的标准答案只能有一个方子。中医各科教学中不讲中医思想、中医方法，导致中医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不断萎缩，这才是关键。

张宗明：在您看来，仅仅对中医药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不够的，这只是一个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发展。毕竟中医存在与发展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必然带有历史局限性。您认为中医文化存在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旭东：中医文化的内容并非完美无缺，随便时代的进步，古老的中医越来越给人们带来双重心理反应：封闭式的认识方式使中医师规行矩步，举止迂腐，语言晦涩；援物比类的圈子里获得狭窄的认识，导致思路单调，鄙视实验和分析研究的片面思维定势；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了中医的精华，另一方面又使中医对真理追求停留在现有水平，阻碍了创新、汰旧的开拓性进步。

张宗明：针对以上您提到的中医文化存在的问题，您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王旭东：从宏观上说，问题的解决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运用现代语言和手段阐述中医，解释中医理论，使中医文化通俗化。加强中医师古代文化知识修养，尽可能多地掌握传统思维方式，使知识结构传统化；在不丧失中医精华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按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对中医体系进行学科分化，使中医文化现代化；尽可能地改变教学模式，如较早较多地接触临床，实行导师制等，以客观形象的方式缩短知识结构与中医文化距离。

在遵循中医学科规律的基础上，一定要从基础建设入手，目前中医学最薄弱的地方不是人员、医院、病床的数量，而是思想理论的消亡。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人和古代人知识结构大相径庭，几乎无法理解古代理论，中医存在的理由基本依赖于临床，一旦那些硕果仅存的老中医去世，临床优势消失，中医消亡也就为时不远了。近年来在传承中医过程中提出的三大举措“跟名师，读名着，多临床”，确实是中医发展的必要方法，但是如何真正获取实效，却必须配合“基础建设”。

张宗明：您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带头人，对现代中医文献研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您曾提到，由于文化的阻隔影响了现代中医的传承。现代中医文献的研究是否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王旭东：中医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医理论的载体是中医文献。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研究是传承中医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比较完整地保留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代中医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往往习惯以还原论理念来曲解、误解中医知识体系，使中医日益边缘化。近百年来，中医不断遭遇诘难，并不是因为其不科学或无效，更多的是现代人无法解读中医学术内涵，无法领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根基。

现代中医研究，未能从本质上对中医理论进行现代解读与表述。而中医文献研究是解读古代信息的唯一途径。因此，中医文化核心的提炼与推衍应成为现代中医文献研究的功能拓展。为此，

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规范的束缚，要在传统文献研究以训诂、校勘、版本、目录、注释、翻译、集佚、考证等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在文献中提炼精神内核，破解古代密码，解构语言信息，揭示隐性真理，创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文献研究的文化功能拓展对于中医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在理论上确立中医体系的现代价值，从本质上指引中医药发展方向，从教育上实现中医体系的传承。

张宗明：目前，国内中医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自中医医史、文献、古文，中国哲学、科技哲学等学科，从学术内涵看，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文献研究有着比较多的交叉。有人提出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学科；有人也认为中医文化学科作为独立的学科还不成熟，但可以作为中医文献学科下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您是如何看待中医文化学与中医文献学的关系？

王旭东：如果将中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么中医文化学只能是这个学科的一个分支，它作为研究中医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环境背景，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学科门类，没有中医实用技术、临床实例的支持，它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中医文献研究，也是一门翻译、阐释、解读、提炼、推广中医知识的分支学科，属于中医基础研究的一部分。中医文献与中医文化，在学术基础、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结果、成果运用等方面，虽然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也有共同共通、互通互用的内容，但是二者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用个通俗的比喻，中医学体系如同一棵大树，中医文献是这棵大树的根，是为大树“接地气，供养料”的；而中医文化，则是这棵大树周围的空气、水和土壤，是供养、滋润、养育、装扮这棵大树的。中医文献学研究的是怎样吸收和输送营养，中医文化学研究是环境、氛围和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两个学科，可以独立发展。但是，中医的情况比较特殊，这棵大树的根、茎、枝、叶、脉、花、果，每一个部分浸透了文化的汁液，文化已经渗入到中医的每一个细胞，离开中医本体来谈文化，终究虚泛和浮表，因此，我们还是提倡具有坚实中医功底的人来研究中

医文化，而中医文献学专业的人具备这个条件，所以说两者又无法截然分开。况且，文化的逻辑层面更高一层，中医文献也是被中医文化所覆盖的一个部分。

中医文献研究更高一层的目标，其实就是文化层面的内容，即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表述和学科内涵进行研究，对中医理论进行创新性的重组，在保留中医认知方式、思维特点、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技术要素的前提下，用适应现代人知识结构、认知方式的语言解读中医，以提高中医的认知度，加强中医的认同感，揭示中医的思想底蕴，提取中医的文化素材，解决中医的发展盲点，补充中医的理论空白，寻求中医与现代科学对话的有效途径和平台。也就是说，将中医学的核心要素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释义、援引、推衍、归纳、发散，实现文化体系下的整体运用。中医是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知识系统、符码体系和阐释模式，如果能建立一个立足于中医内核、与现代科学能够进行良好的、对等的对话机制和理解机制的平台，就可以让人类世界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医、理解中医和正确地研究中医。这就是中医文献学为中医文化学所要做的工作，即：用文献学的资源、手段、方法，来实现中医文化的发展。

张宗明：当前中医文化一方面存在着需要有效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一些伪养生大师却打着弘扬中医文化大旗，严重误导了大众，损坏中医文化声誉。您也是中医养生专家，曾在电视媒体与全国各地宣传与推广中医养生文化。在您看来，这些伪养生大师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让科学的中医养生思想、知识与方法进入千家万户？

王旭东：目前的中医文化以及中医普及活动，所做的都是非常浅层次的急功近利的工作，大多流于形式，没能涉及中医文化的本质。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把文化都快忘记光了。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认为养生就是怎么吃、怎么睡，电视台、报纸、杂志，根本不谈养生的理念和思想，光交给人怎么锻炼、怎么做菜、怎么拍拍打打，科学素养、健康原理之类最需要普及的知识基本没有涉及。而我们目前最缺的就是健康素养方面的内容，所以伪大师们凭借着一两个“绝招”就能忽悠千百万民众！由此可见中医文化普及的重要性。

伪大师泛滥，主要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力，“专家”错误理论，媒体的推波助澜，策划公司杀鸡取卵，民众健康素养率低，人们急功近利的心理等等原因所导致。如果不普及健康的养生知识，养生以经济指标为导向不改变，神医产生的土壤不消失，即使一个“张悟本”倒下，“李悟本、赵悟本”还会源源不断地诞生、成长、壮大、倒台……。所以政府部门和权威机构、专家应站出来“正本清源”，通过准入机制、事前审查机制、事后监管机制、合作机制的建立，来满足群众对养生保健的诉求，中医专家和中医文化工作者有责任与义务宣传中医养生文化，让权威、真正的养生专家占领科普市场，让民众真正了解与接受中医文化的精神、思想与方法，这些伪中医们就不会有市场。

不仅仅那些伪大师，就连真正公认的名医，如果缺失了文化的视野和科学的精神，也同样会胡说八道，误导民众。例如，某些知名专家大肆宣称“亚健康是伪概念”，理由是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说过。对于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医学概念，仅凭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发布过就给带上“伪科学”的帽子，真是可笑的很。亚健康，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世界卫生组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公布患病人数，也公布过“健康人群只占总人口的15—20%”这样的数据，那么，健康和疾病患者之间的人算什么？中国人在九十年代初，在外国科学家“灰色状态”、“第三状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亚健康状态”的概念，并且召开了国际会议，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有什么不对吗？还有，某病理学家在电视台宣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脱出、脂肪肝等都不是病”，更是颠覆一般常识，给混乱不已的健康科普添了不少乱！他的依据，就是在病理显微镜下查不出病理表现！真是荒唐得可以，这么个高级专家，居然不知道疾病的基本知识：有的疾病有病理变化，很多疾病则是功能障碍！如果按照他的逻辑，精神病、老年病、心理病都是应该排除在疾病谱之外的！

张宗明：中医文化的传承除了向民众传播中医知识、思想与方法外，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医大学生中加强中医文化教育，让中医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医、认同中医，热爱中医，从业后更好地运用中医思维来为患者服务。您这几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开设中医文化导读课程，您认为如何通过

中医文化教育来解决中医大学生的认同感，增强他们对中医的信心与信念？

王旭东：中医的本质是什么？中医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最关键的在于它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思维特点。在价值观上强调整体的价值，在认知方式上注重事实的认定而不注重本原的识别，在思维上采用辩证逻辑为主的直觉式思维。这就注定中医是用另一双眼睛在看世界，是在以整体的人为起点、以宇宙为终点的大环境中得出的以现象为目标的综合概念体系，而现代科学则是“分科之学”，越分越细，越细越好，直至分子、粒子等本原为目标的物质分解体系。过去几十年，中医的很多科学研究背离了中医自己的思想方法，用现代科学的分解方法去寻找、解释、印证中医的方法论概念，将活体才能呈现的现象放在显微镜下找“物质本原”，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但是，目前中医教育要想解决中医学子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问题，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因为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文化氛围不同了，他们没有学习中医所必须的文化土壤。自小学习数理化，思维方式乃至人格都已经基本固化，要想转换或者兼容，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研究中医文化的本质，研究中医教育的本质和特殊方法，归纳中医核心价值的普世价值，还原中医知识结构体系，临床思维训练，等等。

不过，我对于中医教育的问题抱着非常不乐观的态度，这不是有没有中医教育学家的问题，而是从政府高层领导，到高校科研单位决策层，再到大多数专家学者，他们的思维模式都已经“现代化、科学化”了，加上我国教育系统的行政化，要想走出目前中医教育的误区，估计在三五十年以内都没有可能。我认为，目前除了不断呼吁、宣扬上述思想之外，我们能做到的，也是能够产生效果的工作，就是尽量保护、传承中医的精髓，即便这些成为“标本”，也是为中医所作的功德无量的大事，因为世界文化发展也将是螺旋式的，将来“唯科学世界”出现重大问题，转而探索解决方法时，我们保护下来的这些遗产，必将再度振兴。

张宗明：近些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与使用中医。从目前来看，西方人掌握与运用的更多的是中医针灸、推拿等技术，他们对中医理论，特别是中医文化往往是一知半解，或者是一无所知。您在欧洲行医多年，也曾主编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对外《中医文化导读》教材。您认为西方人对中医的主流态度是什么？是否也要给西方学习中医的人补上中医文化这一课？

王旭东：西方人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特点：好奇。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建立在好奇之上的包容精神，不像我们中国人在长期的意识形态熏陶下形成的“非此即彼”、“非敌即友”这样的两级思维。总体上来说，他们对中医的态度没有主观上的，先入为主的“好”或“恶”——你只要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就崇拜你，敬仰你，研究你。反倒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狭隘了，教给老外的都是些针灸、推拿类的实用技术，导致外国人长期以来以为中医只有这些江湖郎中手里谋生的“技艺”。当我在欧美国家传播中医临床技术的同时也宣扬中医文化、中医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医是具有深邃思想的学术体系！记得在一场关于恶性肿瘤高端讲座上，我和欧洲肿瘤专家同台演讲，我将西方医学治疗肿瘤采用“无癌化”治疗好比是致力于铲除杂草，中医不仅注重铲除杂草，更注重改善土壤环境（治病求本、扶正祛邪），如果将铲除杂草和改善土壤结合起来，将是治疗肿瘤的最优方案……西方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张宗明：您曾提出过，在振兴中医、发展中医的今天，在中医体系的研究工作中，研究如何改变中医文化的内容来提高现代人对中医的认识水平，其意义不亚于研究中医是如何认识疾病及进行治疗的。在您看来，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科学研究意义同等重要。最后，能否请您就此谈谈您对中医文化发展的展望？

王旭东：中医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医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化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过于注重发展经济，忘记了文化，导致当今的不良后果，这也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由来。中医文化发展，短期内的重点，是要让国人重新认识中医文化的

本质和内涵，看到中医核心价值体系所包括的内容，这个工作的主体还是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就长期目标来看，中医文化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文化元素的凝练和重组，一方面要以中医文化的元素改变医学的本质和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用这些元素去构建新的医学文化体系，将中医文化的精神注入未来的医学理念和医学方法之中。将来，我们可以不用“阴阳五行”之类的名词，但是，中医文化遗产中优秀的思想、方法、价值，一定要成为我们思维方式中灵动的翅膀，成为引导医学航船前进的罗盘，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又一扇窗口。

（本文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