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和解〞
──长相思课堂教学反思
浙江省杭州市拱宸桥小学王崧舟特级老师
打着我的提灯,
我找到了一个人:
我。
我观察他。
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一个“文本〞。按照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文本一旦完成,作者就已经死亡。在这里,对这一命题我姑且做一次教学论上蹩脚的迁移:
“课堂教学一旦完成,执教者就已经死亡。〞我抛出这样一个观点,意在强调“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当课被执教者演绎完成后,课的意义已经不再为执教者本人的意图所支配,“课〞用自己的存在向每一位听课者言说它自己的意义。这个时候,不管你愿意与否,执教者只能将自己转换成听课者的角色重新倾听“这一课〞的言说。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有了课后的王崧舟与课中的王崧舟之间的对话:我以为,王崧舟的长相思一课〔这样的言说总有点怪怪的,人要抽身而出看自己,难!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神经病〕是在诗〔词也是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着一种“和解〞之道。
诗是不可解的,但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抑或说是一种教学策略上的悖论。诗被卷入课程,既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不幸。语文老师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保护“诗〞的存在,使她免于被拆解、被蒸发。在长相思一课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王崧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的困难守望和维护。“诗〞之不幸,就在语文老师漠视“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诗〞是一个极易被糟践和摧残的小生命,教学上稍不注意,我们就可能毁掉“诗〞的存在。其消灭之道,即在于将“诗〞置换成另一款式的言语存在。诗是不能搬家的,做为诗栖居的言语形式就是她唯一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像“树〞,一挪就死。因此,一个有智慧的语文老师,教诗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教诗。让“诗〞凭着自己的言语存在说话,让学生直接贴在诗的面颊上感受她的诗意。
王崧舟的长相思,走的大约就是这样一个途径。保护“诗〞,就是保护“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这种保护的最正确策略就是诵读。我们可以从“器〞和“用〞的层面上理解“诵读〞,但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有必要从“道〞和“体〞的高度看到“诵读〞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本体论上的意义。诗活在诵读的当下,诵读保护了诗的存在,诗即诵读。于是,我们看到,在王崧舟的长相思上,不管学生懂与不懂,先让学生读了再说。让长相思在诵读中流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读正确、读流利〞的问题,这是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深化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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