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 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势不允许作家进行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往往都是感情激动或紧急情况下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故后世盛传建安作家之神思敏捷，即所谓“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 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秦”，加之思想解放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作家们敢于直抒胸臆，用不着使用多么深曲隐晦的笔调。基于以上原因，恰如刘勰所说，他们“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也就是说，建安诗人都力求用朴素明快的语言来叙事抒情，从而形成了建安诗歌明朗刚健的艺术特色。

建安文学“不尚雕琢”，“不求纤密”，并不是质木无文，不讲艺术，而是恰恰做到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质相称，情采兼备。即以曹操为例，其诗向以古直质朴著称，然直如“洪波涌起”，气势磅礴，故其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形式与内容知相契合，诵之余音缭绕，荡气回肠，这何尝不是刘勰所推崇的“自然之文”的境界，谁能说它没有文采？从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看，建安文学已开始由质朴走向华丽。这与曹丕所谓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大概不无关系。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要数曹植最为讲究，其《白马篇》妙语叠出，化采盈篇，调动了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烘托等多种修辞手法，且借游侠儿寓已情怀，构思行文俱称精妙。其它文篇目也多工于起调，讲究锤炼，技巧高明，词采华茂。他展开了后世偏重形式的先河，但就其作品本身来说，它是“为情而造文”，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体被文质，仍不失明朗通俗的特色并没有专事雕琢和过于纤巧的毛病。

建安作家还很注重艺术上的创新。这首先是体裁上的创新。曹操对四言、五言、杂言等形式都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并对旧歌行的音节句式加以改造，推陈出新。如《蒿里行》古辞是杂言体的挽歌，他改为五言体来记写时事。他还较早以山水题材和哲理内容入诗，如《观沧海》、《龟虽寿》。曹丕对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楚辞体、歌谣体都写过，其作品以形式多样为特点，在这方面探索最为有力。其《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曹植“三、四、五、六、七言俱工”，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最大。其次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继承与发展。建安作家把《诗经》、《楚辞》长于抒情和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结合起来，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结合起来，并发展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曹植的《美女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在写作技巧和语言运用上，他们也有一定的探索和创新。

三、风格上：慷慨任气，刚健有力。由于建安作家敢于直抒胸臆，表现个性，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如曹操古直苍莽，气韵沉雄；曹丕短歌微吟，婉转清丽；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化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王粲苍凉悲怆；蔡琰凄恻；皆各有特色。但是我们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慷慨之气，刘勰早就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这正是建安文学在风格上的基本特征。它和《古诗》“怊怅切情”的风格显然是不同的。所谓“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就是指充满激情和感慨、笔力矫健高朗这样一种艺术风格。曹操“颇有悲凉之句”，王粲多“发愀怆之辞”，曹植“颇有忧生之嗟”，都是慷慨任气的表现。建安作家之所以激情澎湃，慨当以慷，首先是由于时代的丧乱和作家的经历所使然。其时正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不免带有悲凉、激昂和慷慨了。”其次，是由于作家们拯世济物的热情壮志以及思想解放，能够摆脱一节的抒情方式所使然。总之，诚如刘勰所说：“良由世积乱离，，我衰欲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以上几方面结合起来，既是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所谓“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