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JIE YU WENHUA YANJIU
浅析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应用及编辑◎ 史美珍[摘要]方言即地方话,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千百年来,方言作为交流思想、传递情感、书写历史、创造文明的载体,凝聚着地方的特色文化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在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方言是独具特色的创作元素和表现手法。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普通话不断推广,方言逐渐消退。在文学作品的编辑中,如何对方言进行保护、净化和规范,使其焕发新机,与普通话和谐发展,是每个图书出版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关键词]方言;普通话;文学作品;应用;编辑一、普通话与方言
我国地域广大,区域特征明显,形成丰富多彩的语言系统。按照普及程度,我国目前语言可分为普通话和方言。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通用语言。它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音节结构简单,声、韵、调的配合规律性强,适合交流。方言也称地方语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其种类丰富(按照现代通俗的分法,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蕴含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有其独特的意蕴和魅力。近些年,方言在电视、新媒体中愈发活跃,广受欢迎。然而,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备受争议。有人认为,方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其荼毒现代文明用语,影响整个民族的情感团结、融合和文明发展进程。也有人认为,文学作品中合理运用方言,可以起到非普通话可以达到的效果。作为图书编辑,怎样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出版工作中该遵循怎样的原则,是需要认真分析总结的。的社会万象。人民艺术家老舍就是方言运用中的翘楚。他的作品通俗易懂,朴实无华,又诙谐幽默,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具有浓郁的北京韵味。《四世同堂》中写道:“别人想花钱运动都弄不到手,你怎么把肉包子往外推(比喻有意放弃好机会)呢?”《骆驼祥子》中的:“小孩有的躺在院中便睡了,有的到街上去撒欢儿(指动物欢蹦乱跳,也形容小孩子又蹦又跳的高兴样子)。”这些方言读起来朗朗上口,细品起来回味无穷,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具有地域特色。(二)刻画鲜活形象,还原情境原貌
方言源于生活,饱含情感。方言里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化、情感化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状态描绘方面更具体。在文学作品中,交代人物身份地位、刻画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方言更有优势。一般上层社会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讲普通话较多,而底层的劳苦大众则满口地方话。在《白鹿原》中,陈忠实通过大量使用关中地区的方言词、俗语以及特殊的语法现象,刻画了许多鲜活的形象,如生活困顿却坚守仁义的白鹿村族长白嘉轩,铁骨铮铮却不得不向命运低头的长工鹿三,勇敢追求女性之自由却无奈委身于男人的田小娥,等等。在那些特定的生活情景下,那些人的特殊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北方农民所处的那种耐人寻味的原生态的场景,只有在方言的描写下才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正是作品中方言的巧妙运用,才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幅陕西关中地区农村风土人情的历史画卷。(三)促进情感交流,拉近情感距离
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作者会不自觉地受其所处地域文化的影响。常言道“乡音难忘”,从我们呱呱坠二、方言在文学作品中产生的影响
方言称得上是语言的活化石,承载着地域特色文化,积淀着人民的深厚情感。方言运用在作品中,可以展现当地的风俗民情,巧妙刻画鲜明的人物特征,拉近同地域人民的距离,丰富阅读体验。但由于方言产生于区域文化,传播性较差,不利于交流,难免形成交流障碍。(一)凸显风土人情,传承区域文化
方言是风俗民情、人文风韵的无形载体。当这种特殊载体进入文学时,又被赋予了特殊意义。[1]文学作品源于生活,是地域风情、民俗的真实写照。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当地文化的韵味,体察其历史[作者简介]史美珍(1986—),女,山西阳泉人,山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编辑。-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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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BO YU BANQUAN
2020年第7期 总86期
地那天起,内心深处最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故乡的语言。每每听到熟悉的乡音,我们总自然而然地勾起心底那浓厚的乡愁,重新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身处异国他乡,即使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听到有人使用母语或家乡方言,都会倍感亲切。通过同样语言符号的使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加了,情感距离拉近了。古人就曾创作了很多怀念故乡的诗词,通过乡音表达其对故土的殷殷之情。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曾作《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尽管离家时正少年英姿,回家时已老态龙钟,但乡音无改,诗人淡淡的叙述中,倾吐着对人生的慨叹和对故乡的依恋。尽管离别已久,相隔千山万水,但那满满的依恋故乡之情毫不减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文化寻根的传统,这种寻根文化正是通过不同方言得以体现。文学作品是具有审美属性的,需要从感官、情感和思想等方面引起共鸣,在这一点上,方言具有天然的优势。“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是山西晋城市沁水县人,在《小二黑结婚》等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晋东南地区方言,比如担水(挑水)、相跟(相随,跟着)、作甚(做什么)、开开(打开),等等,赋予其作品浓郁的山西韵味,作为山西人,每每读来,亲切感油然而生。(四)增强语言活力,丰富阅读体验
方言往往不拘泥于普通话的表述习惯,它打破了某些词汇及话语运用上的定式,颠覆了一些词语本身被赋予的特定意义,所以,方言以其旺盛的语言生命力,极大地激活了作品的活力。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方言写作都丰富着读者的阅读体验。稀奇古怪的词语,新奇的表达,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读来妙趣横生。鲁迅的绍兴方言、老舍的京腔京韵、张爱玲的吴方言、沈从文的湘西方言、莫言的山东方言等,给读者带来的体验,带有浓浓的乡土的芬芳。还有近些年最流行的东北方言。东北方言以其粗犷豪放、诙谐幽默、夸张生动、机智多变的特点,使现代人紧张甚至焦虑的心情得到缓解。(五)造成沟通障碍,忽略语言美感
当然,方言也会造成一定的沟通障碍,出现不文明用语,忽略文学语言所蕴藉的美感。带着独特乡味的方言,它是完全遵循当地人日常生活言语习惯的,一些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和普通话的表意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所以,对于非本地域的读者来说,读起来就有些疙疙瘩瘩,语气也变得夹生,理解也总有些含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贾平凹的《秦腔》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作品对方言的应用,是一种艺术的冒险,具有重大价值。但若以一个非陕籍普通读者的角度去审视作品,《秦腔》中的诸多方言有“不-144-
知所云”之感。再如,特色方言以“接地气”“超有亲和力”等为特色。无论是风靡一时的网红“毛毛姐”的“好嗨呦”,还是风行全国的“那旮旯”“老铁”,一个是极富感染力的西南口音,一个是幽默诙谐的东北话,它们无不显示出方言艺术的魅力。但土味文化本身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特点也为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应用埋下了不确定因素。一些作者,在对口语方言缺乏艺术掌握的情况下,坚持原生态写作,丝毫不进行提炼加工,一味地追求方言所散发的乡土气息,无意或是有意地使用些粗鄙的语言,使得作品中出现不文明用语,忽略了文学语言所蕴藉的美感。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需要摒弃的。三、正确规范使用方言,推动其繁荣发展
方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创作不可或缺的因素,是风俗民情、人文风韵的无形载体。方言有其自身的优点,但方言也有其局限性,运用不好或者不加节制地运用必然会造成沟通障碍和影响作品的美感。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于方言的运用也应该批判地运用。正确使用方言,推动其繁荣发展,是图书出版人的义务和责任。(一)该不该使用,看目标群体
任何事物都受时空限制,方言也不例外。如果作品属于儿童文学,那么就要对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婴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定位准确。伍剑先生创作的“男生吹吹系列”,其中方言俗语应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得益于他非常精准地定位于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文学”。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思维特征、文学接受水平、语言解码能力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幼儿文学语言要求形象、有趣、浅显、动听,少年文学语言就多少赋予它些洒脱与不羁;而童年文学,对于9到12岁的小读者,针对其年龄特征,伍剑先生在“男生吹吹系列”中,毫不吝啬地加入了富有生活气息的方言和俗语俚语,使得作品节奏感强、生动活泼、明白晓畅,深受小读者的喜爱。如果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看的,那么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作品的目标群体就是区域性的,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其作品,而是书写一种家乡情结,畅谈一种思乡情怀,就完全可以大量使用方言,甚至可以用纯粹的方言进行写作。如上文中提及的贾平凹《秦腔》就是这样的作品。贾平凹和他的母亲都是陕西商洛人,虽然曾在西安生活多年,但内心的归属还是商洛,所以他决定写下一部关于故乡的书。那是一部饱含贾平凹热烈乡愁的书,由于时代的变迁,“秦腔艺术”渐渐没落了,所以《秦腔》的结局注定是悲剧,但有了这本饱含深情的书,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地缅怀这些已经没落的东西。《秦腔》中那带有众多陕西方言词汇的语言,让非陕西读者读起来疙疙瘩瘩,但是,贾平凹不在乎这些,他不去考虑方言应用必然产生的沟通障碍,因为他在表达一种情结。第二种,作品的目标群体是大众,那就要考虑节制地使用方言,防止造成理解障碍。(二)对方言进行甄别、取舍与活用
编辑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维护语言的纯洁性、规范性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写作过程中,适当使用方言俗语,能激发作品的活力,如强制对方言进行书面语加工,就会失去其原有的味道。评论家雷达认为,方言叙事的确有巨大的潜能有待挖掘。作家本来就应该是创造和不断丰富本民族语言的人,他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这一责任。[2]基于此,对方言非常有必要进行甄别、取舍与活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就大赞方言写作在表现地方神韵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指出方言写作可能会带来“阅读障碍”,作家需在“好看”和“好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就要求对原生态的口语方言进行艺术加工,摒弃来源芜杂的词汇,摆脱纯方言的束缚,对其加工提炼,甄别活用。对方言中精华的部分加以弘扬,对不健康、与现代文明冲突的词汇和粗话,予以剔除,最终使得作品既利于沟通理解,又可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地域色彩。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川话作品《我们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阿来对其作者给予盛赞,说她把方言运用得很干净很美。对此,《我们家》的作者颜歌表示,她也注意到了方言的地域限制,庆幸的是,与广东话相比,四川话是北方语系,不那么小众。并说她的作品不是只给四川人看的,在写作中会有些取舍,外地人有排斥的,不会选择。在对方言的应用上,颜歌表示,她确实下了一番拿捏功夫:要充分发挥四川方言的特色,同时又得让非四川地区的普通话读者看懂。通过对方言进行甄别、取舍与活用,四川话里面的达观、轻松、活络、幽默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三)借助工具书查询,规范方言使用
我国对方言的注意和探讨肇自先秦。[3]62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有一些有关方言差异的记载,此外,还有一些方言词汇资料。西汉扬雄《方言》一书的编成,标志着汉语方言学的建立。[3]33清代,语言研究全面发展,方言的研究也得到重视,出现了整理研究扬雄方言的,还有研究某一地区方言的,以及研究考释方言俗语的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鸦片战争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深入中国各地在传教地学习当地方言,并编写出版了大量记录和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包括圣经译本、方言词典、方言课本和方言论著。[3]63这些都是我们认识方言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更是不断出现。目前,我们可参考的方言工具书更是琳琅满目。媒介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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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种分卷本)、《汉语方言大词典》(五卷本)、《新华方言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方言字部分),还有很多已知正式出版的各地方言词典,例如《乌鲁木齐方言词典》《江西吴城方言词典》《天津方言词典》等。同时,包括几十种正式出版的方言志、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方言研究专著,以及《方言》杂志刊发的同音字汇、考本字等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建立了专门的“汉语方言用字数据库”。根据这些资料,分别编制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徽语、平话土话等10类方言的分区及《方言字表》,最后总合成《全国汉语方言用字总表》,完成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汉语方言用字规范》这一课题。汉语方言极其复杂,书写方言的汉字系统历来纷繁歧异,殊难一致。作为一名编辑,当遇到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俗语时,在用字用词的选择上必须查阅相关方言类工具书,参考其中的用字,进行甄别和取舍,决不能随意使用。必要时,还要加强不同方言间词汇用字的沟通和借鉴。方言词汇确实存在本字难寻的情况,必要时可使用假借字,但不应随意使用,不同方言要加强沟通,尽可能做到借字的统一,从而便于读者的理解。[4]四、结语
方言,以其浅显易懂、简单明了、生动形象的特点,以及浓厚的乡土气息、浓浓的人情味儿,为绝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被作者巧妙地应用于文学作品中。透过方言,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地域古朴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感知那里的人们对社会、文化、人生的独特的认知方式。作为编辑,在对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进行编辑时,要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包容接纳,首先对作品是否适合使用方言进行判断,进而对方言进行甄别、取舍、活用,同时必须借助工具书查询,规范方言使用。在国家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形势下,正确对待汉语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推动方言与普通话共同繁荣,和谐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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