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专题（二）》期末考试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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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词解释。20分（每道5分）
1、《花间集》：《花间集》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编纂的一部词集，也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由后蜀人赵崇祚编辑。该书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18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
2、中兴四大诗人：中国南宋前期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位诗人的合称，又称南宋四大家。他们能摆脱江西诗派的牢笼，写出思想、艺术各有特色的作品，影响很大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
3、诸宫调：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属于中国北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文学。是从变文和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而得名。诸宫调以说唱为主，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4、南施北宋：南施指安徽宣城的施闰章（1618—1683），北宋指的是山东莱阳的宋琬（1614—1673）。二人是较早在清庭应仕、出仕，主要生活在顺治康熙时期的诗人。有关两人的成就，大诗人王士祯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
二、简答题。30分（每道15分）
1、简述晚唐小品文的艺术特色。
答：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 二是多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 三是情感炽烈。
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喜爱和称赞。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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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2、简述金瓶梅的创作背景。
答：明代从正德年间开始，整个社会即呈现出末世的征兆。嘉靖、隆庆之后，整个社会奢靡淫纵，拟饰娼妓之风气更为娼獗。宪宗成化年间，大臣竟献“秋石方”以媚上。上行下效，举世若狂，纵谈服食采战，闱帏亵事，全无羞耻感。街市上公然出售春宫画和淫具。“男风”时尚亦于此时兴盛。晚明及清初的文献史料记载，文人士大夫的“名士风流”俯拾皆是：王世贞作诗赞“鞋杯”；李开先宿妓染疥；袁中道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流连“游冶之场，倡家桃李之蹊”；钱谦益与柳如是“皆汤共浴”，一时也传为佳话；冯梦龙沉湎秦楼楚馆，为品评金陵妓女的《金陵百媚》一书撰写书评，其《情史》颇多对妓女浓情的歌颂。它们传达了一个普遍的价值虚无主义的信念。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晚明文人额然自放，浪荡风月场，表现的只是表面的放荡。表面的玩世不恭掩饰不住内心的苦闷，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幻灭，他们把人生的寄寓从原先的仕途转向了市井曲巷的声色犬马；而摆脱了名缰利索的束缚，又使他们在做人为文上失落了可以凭依的准则。于是，他们的作品在涉及两性关系时，展现出了旷古的自主意识。历代人做得说不得的事，晚明文人做了也说了，而且更为狂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中，产生了《金瓶梅》等世情小说。
三、论述题。50分。（每道25分）
1、请结合具体作品，谈谈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主张及其艺术得失。
答：白居易对新乐府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理论。①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的产物，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他在《策林》六十九中指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成歌诗矣”。②明确创作目的与政治相关。他认为文学不仅具有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且也具有能动地改造社会、干预政治、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的巨大功能。他特别提倡周朝的采诗制度，主张“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他在《与九元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同时他在《新乐府五十首序》中提倡真实，认为只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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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才能“传而言”。③文学的特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要求诗歌创作不仅要发挥社会作用，更要以情感人。认为诗要“以情感人，以美感人”，在《与九元书》中，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将诗歌比作植物，用“根、苗、花、果”喻“情、言、声、义”。另外他坚决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认为形式要为内容服务。
一、新乐府诗之“得”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孔子就十分注重现实，鄙弃幻想，因而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反映现实。那么白居易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他的诗论也必然会受到以《诗经》为主旨的传统诗论的影响，《诗经》可谓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手法如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孔子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但发展至建安时期，叙事的意味已然有所减少，曹操虽然借古题写实事，反映汉末动乱，但形式上已经转向抒发个人情感了。六朝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叙事诗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诗“因事自立”，才将《诗经》的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是文学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提法，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就文学作品审美而言，“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诗歌不论是触物生情还是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都得建立在再现诗美观的基础之上，合适的内容需要恰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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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现。白居易就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而孔子所说的“观”同样重在诗歌所反映的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便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显然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先向歌诗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当然白居易所讲的“怨刺”是有一定“度”的存在的，他力求做到“怨而不怒”，在揭露时政弊端，同情百姓疾苦的同时，又“发乎情而止乎礼仪”，让统治阶级从他的诗歌中自省到自己的不足。白居易不仅在诗歌的内容上继承《诗经》的传统，而且在诗歌的形式上也效法《诗经》的篇章结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曾说过：“首句标其目，卒彰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可见其诗歌的形式也确实取法于诗三百。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直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诗经》里，虽然也有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但更多的主人公还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诗史杜甫的出现才把士兵、船夫、渔民也作为诗歌的主人公加以描述，对他们贫寒困苦的生活给予极大同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无情的批判。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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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赢？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碳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是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的“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究其根本，白居易之所以能够鲜明地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实则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现实土壤，诗人的经历也为其心系百姓奠定了情感基础，再加上诗人“兼济”思想的影响，便促成了诗人新乐府诗的极强的人民性。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之“失”
由于白居易积极的人生态度，胸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他的五十首新乐府诗作必然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自然而然会影响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因此也就必不可少会给其新乐府诗带来一定的缺陷与弊端。章培恒就曾在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颇为啰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正是由于内容上要求妇孺皆知，注重实际功效，在形式也就相应少了斟酌与推敲，语言刚正激烈的同时也就削弱了诗歌的内敛含蓄功能。
首先，我们读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必然会先注意到其诗歌的小序。诗人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于诗人作诗的目的，以求快速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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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领悟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从诗歌的每个字眼，读者就完全可以领会到诗人的意图。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可见，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因而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所有的诗歌创作中并不是最广受欢迎的，其一大原因就是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如《杜陵叟》中，诗人面对无情的长吏愤声疾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虽然表达了诗人极度的愤慨，但却近乎于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喊，已然没有了诗歌含蓄的情致韵味。
第三，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白居易一再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有些诗作为了“卒彰显其志”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此外，诗人在句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通常，诗歌最忌形成统一的写作结构模式，受限制的主体会使创作客体一同受拘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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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
2、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答：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 （1）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
以婴宁为例，她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笑，人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甚至于在王生面前亦“笑不可竭”。本以为她天真活泼，为人憨纯，却又在她对西邻人家儿子的墙角恶作剧中露出她机警调皮的一面。不止如此，婴宁还重情重义。老妈妈对她的养育之恩，婴宁一直心存感激，在老妈妈死后，她抚摸尸体哭之悲恸，恳求夫君帮她将老妈妈的尸体与其夫秦氏合葬。而每年的寒食节，夫妻二人必到墓地拜祭清扫，从不缺漏。同时，婴宁亦不贪财，这从她以金钗易花便可得知。小小一个女子，在她身上竟可折射出如此之丰富的性格特点，由此观之，蒲松龄在《聊斋》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可谓精妙。 （2）故事情节倏忽变化、离奇曲折
《聊斋志异》虽基本上是传记体，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故事构造的曲折有味，以紧紧吸引读者。如《红玉》中冯翁发现红玉与其子相如的夜夜往来，将红玉叱之为“女子不守闺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发，当不仅贻寒舍羞！”受到如此不堪的斥责，原以为红玉会生气愤怒，要冯生对她负责。谁知她不仅不作丝毫纠缠，还主动提供给冯生娶吴村卫氏女的四十两聘金，决绝别去。冯生在红玉的帮助下，娶得美娇娘并得到一子。以为故事至此便告圆满，谁知又生曲折。因冯妻貌美，邑绅宋氏便想豪夺，冯生不从，便受宋氏御史一家及县令陷害，妻子父亲相继死去，儿子亦不知去向。当我们都为冯生的境遇捏一把汗，不禁感到同情时，红玉竟带着冯生的孩子出现了！她勤勤恳恳为冯生重振家业，让冯生能专心念书高中举人；她的努力也使得冯家肥沃田地一片接一片，大屋一所接一所，从此生活富足。此外，还因为聊斋故事有大量的花妖狐魅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他们都神通广大，来去鹘突，也就进一步促成了故事情节的倏忽变化、离奇曲折。
（3）语言简洁又清新，具有很高的语言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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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诸子百家、《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古文兼采并蓄，又大胆吸收和提炼当代口语方言，词汇丰富，句法多变。以《叶生》举例，文中多次出现借喻与引用。“受灯火”、“茧丝蝇迹”为借喻，“黄钟长弃”、“非战之罪”、“同心二句”、“千里二句”等等都为典故的引用。但是，在蒲松龄展现他的语言造诣的同时又有弊端，大量的用典比喻使得文章某些地方显得艰涩难懂。
（4）借由故事抒发情怀，寄托忧愤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还在于描写技术，场面如龙窝君检阅各部歌舞（《晚霞》），景物如王子服访寻南山（《婴宁》）等等，无不佳妙。它的艺术成就更在于蒲松龄写聊斋并不仅仅为了娱乐众人，他要借由故事抒发情怀，寄托忧愤。如讽刺人性的《劳山道士》，告诫世人要认清事物本质的《画皮》，指责官场的《罗刹海市》，慨叹自己功名不立的《连城》，以及写冤案的《胭脂》等作品，都是蒲松龄意味深长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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