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树梅对近代云南学术的贡献——以方树梅学术交游为中心的讨论

讨论

方树梅对近代云南学术的贡献——以方树梅学术交游为中心的讨论

赵妍

摘要：云南丛书处与云南通志馆是近代云南学术的中心，众多滇籍学者汇集此处，通过编纂《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对云南传统学术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中心任务是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方树梅对此贡献颇多。方树梅自称有“滇僻”，对弘扬乡邦文化有着极大的自觉，作为丛书处、通志馆编撰群体中的一员，方树梅个人学术研究，与滇籍学者如赵藩、袁嘉谷、陈荣昌以及外省通志馆学者进行学术交游的话题无不围绕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展开。而通过方树梅勤勉的研究与广泛的学术交游则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如《师荔扉先生年谱》《钱南园先生年谱》《担当和尚诗钞》《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南书画集》等，对《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有促进作用，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方树梅；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云南通志馆；《臞仙年录》；《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

作者简介：赵妍(1994—)，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方树梅(1881—1967)，字臞仙，号雪禅，一号梅居士，“世居晋宁西北里许之翱雎厂”。［1］181方树梅先生毕生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参加过两部大型文献《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自称“于滇南文献，嗜之成癖，时时留心搜集”［1］202“省垣书籍字画者，称余为方古董，乐受之而不辞”。［1］214方树梅先生著述等身，编著有《滇南碑传集》《滇南书画集》，被合称为“滇南四大年谱”的《师荔扉先生年谱》《钱南园先生年谱》《担当年谱》和《杨文襄公年谱》，以及目录学著作《云南丛书提要》(与秦光玉合著)、《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和《近代滇人著述书目》等。

近年来，对方树梅先生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多有刊布，但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概括性地讨论其一生对云南地方文献的贡献，部分以评述著述的方式兼论臞仙先生治学与生平，少量论述了方树梅参与编纂《云南丛书》与新纂《云南通志》的经历与贡献。对于方树梅先生北游访书的经历，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①{主要书籍有方树梅著、余嘉华点校《笔记二种》；王怡《私人藏书与名家方树梅》。主要论文有王水乔《方树梅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胡立耘《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地方文献工作》；吴澍时《方树梅与〈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田志勇、杨永平《〈滇南碑传集〉价值探析》；李琼《试论方树梅对云南地方文献的贡献》；高国强《方树梅〈钱南园先生年谱〉概说》；段润秀《方树梅与民国两部云南省志修纂考论》；马萌《方树梅年谱》。}然而，这些研究都很少提及方树梅先生的学术交游。

笔者在云南省图书馆善本书资料室翻阅方树梅先生著述的过程中发现方树梅先生每本著述大都有一至三篇序、跋，多为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云南通志馆同僚所作，如《钱南园先生年谱·陈荣昌序》《钱南园先生年谱·李根源跋》《滇南书画录·袁嘉谷序》《滇南书画录·陈荣昌序》

《盘龙游咏汇钞·赵藩序》等，这些序言中记录有很多他们与方树梅先生进行学术交游的内容。此外，《臞仙年录》中有不少方树梅先生与滇籍学者进行学术交游的记载，《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中亦记载有一些方树梅先生与省外学者的交游经历。结合当时云南学术的大背景看，方树梅先生与滇籍学者、外省学者进行的学术交游大都围绕搜集与整理乡邦文献展开，有益云南学术匪浅。

一、方树梅在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云南通志馆的工作

民国三年(1914年)，赵藩、陈荣昌诸先生发起倡导辑刻《云南丛书》，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拨款，在云南省图书馆内附设辑刻云南从书处，负责全面搜集整理云南文献。唐继尧聘赵藩为总纂，陈荣昌为名誉总纂。是书按照四库分类法编写，将不能刻入丛书的诗文，分门别类，编为《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辑刻云南

丛书处的编审委员囊括了秦光玉、袁嘉谷、钱用中等诸多乡贤，方树梅、于乃义、何秉智等任编校员，可谓是鸾翔凤集。“《云南丛书》的编辑宗旨是选录滇人撰著的各种性质不同而被认为有流传价值的著作。辑刻云南丛书处主要搜集、选编、校定、刊刻本省人士所纂辑的汉文图书。”［2］32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华民国中央内政部颁发《修志事例概要》，着令各省纂修《通志》。1930年12月，云南省政府决议修志，仿《安徽省志》分为两部，自有滇历史至清宣统辛亥止为一部，名《云南通志》；民国以来一部，名《云南通志长编》。①{为示此部通志与云南以往通志之不同，学界将其称为《新纂云南通志》。}并以一年为筹备期，聘周钟岳为通志馆馆长，通志馆驻翠湖北路旧博物馆，方树梅被聘任为筹备干事。1931年9月，一年筹备期满，通志馆正式成立，方树梅被任命为编查干事，按所定纲目、凡例征集审核各县材料，并且负责《云南通志·艺文考》的编纂。

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大部分内容完成，1943年经校对审核，全部完成，1948年出版发行。由于辑刻《云南丛书》是1939年才完成，因此，有12人同方树梅一样在1931年至1939年间同时兼任辑刻云南丛书处和云南省通志馆两职。

陈友康、罗家湘在《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中评论《云南丛书》和《新纂云南通志》：［2］33－35《云南丛书》由当时云南最负盛望的一批学者编纂，倾注了一代乡贤的心力。它把云南历代重要文献网罗殆尽，是有史以来云南地方文化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在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史志征核、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这一学术工作，对保存云南文化精华，阐扬云南人的精神光辉，实惠后世学术研究，贡献至伟。因此，《云南丛书》编成后，人们给予很高赞誉，认为“考知滇事者非此莫由”。它与《畿辅》《湖北》《金陵》《豫章》诸丛书相媲美，均为荟萃一省文献的鸿篇巨制。

《新纂云南通志》是本世纪前期云南学术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志也由当时云南杰出学者竭尽心力著成，内容丰富，取材精审，持论谨严，体例得宜，其成就不仅超过了历代旧有方志而居云南地志

之冠，并且达到了民国时期全国新修方志的一流水平。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是40年代中国学术的中心，而从本土学术的层面考量，无论是学者的聚合，还是标志性学术成果的产生，云南丛书处与民国云南通志馆则是那个时代云南学术的中心。

在国家经历历史性变革的时期，滇籍学者开始思考新时代下云南学术的出路，选择了对云南传统学术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总结，中心任务是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丛书处、通志馆名家荟萃，形成了云南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作者群体，而他们编纂的《云南丛书》和《新纂云南通志》不只是对云南传统学术进行总结的成果，也饱含着滇籍学者弘扬乡邦文化的学术自觉。方树梅与诸滇籍学者的学术交游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二、方树梅与赵藩之学术交游

赵藩(1851—1927)，①{赵藩自二十二岁始参加科举，清光绪元年(1875年)参加乡试，中举人第四名，此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未入选。赵藩一生为清王朝在四川为官19年，却因官场“麻将世界，酒肉排场，歌舞日月，酬应经纶，真令人欲呕欲唾”，日感政府腐败而辞官回家，心向共和，主持云南重九起义事。此后，赵藩曾入职国会众议院议员、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然国事纷扰，力不从心，遂就在广州时所得一玲珑石生“借石逃禅”之意，自此自号“石禅老人”，逃离政界。在民国十年(1921年)给方树梅的信函中回忆当时的心境，称“藩衰年远役，家国两所无裨，触目伤心，即应逃世”。}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蝯仙，晚年自号石禅老人，清咸丰元年(1851年)诞生于云南剑川。赵藩年幼时便奇慧，五岁授书，过目成诵，被誉为神童。赵藩不喜八股，对经史传记、古今文章、金石文字博涉而详考，擅写联作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讽谏岑春煊重兵残酷镇压四川红灯照事所作之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悬挂于武侯祠诸葛亮殿外，曾得到毛主席的赞许，流传全国。赵藩极其关心滇蜀文献，并以收集滇中文献为己任，1915年至1927年尽心竭力主持辑刻《云南丛书》。

重九起义后赵藩曾听得意门生李根源言方树梅嗜古，“于滇南文

献锐意搜罗”，［1］196觉意趣相投，特加青眼。民国二年(1913年)，赵藩于华兴巷寓庐收方树梅入门下受业。此后一年赵藩开始主持辑刻《云南丛书》，方树梅为支持此事业，将历年来所得滇先哲著作二十余种、诗文五百余篇交送丛书处。②{《云南丛书》按四库分类法编纂，不能刻入丛书之诗文，分门别类，编为《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三种。}民国十年(1921年)，赵藩发函邀请方树梅襄助辑刻云南丛书，云：“平生夙愿，阐扬吾滇文献，所事未完，一息尚存，尤当尽力……此间同人，皆企望文旌之莅，止于馆中，扫榻以待，希早贲临也。”［1］203在赵藩的引荐下，方树梅以编校员的身份正式参与《云南丛书》的编纂工作，也与丛书处的诸多滇贤来往密切。可以说，赵藩不只是方树梅先生的授业恩师，更给年愈不惑的方树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让其有机会识滇中宿贤，全滇之文献。

方树梅与赵藩之间不只有师徒的情分，在学术上也有着频繁的交游。

古之君子，皆重其乡，赵藩与方树梅便是其中典范。二人对滇中宿儒之生平事迹心慕手追，并时时留心收集其所著文献、诗稿。赵州师荔扉，著有《滇系》一书，于滇中文献而言，尤关重要，方树梅在其自传《臞仙年录》中提到“先君旧藏师荔扉先生《滇系》……(臞仙)心好之，阅诵至废寝食，留心滇南文献自兹始”，［1］188称自己“于滇贤中，最崇拜先生”。1922年，方树梅发愿将多年来搜集而得的师荔扉先生遗著、事迹整理、辑刻为《师荔扉先生年谱》，并将此计划告知赵藩。赵藩回忆起少时曾从剑川同邑唐简斋家借阅过师荔扉先生《二馀堂文稿》，而五十年已过，难再得，不胜可惜。闻方树梅愿继续搜集师荔扉先生事迹，成一年谱，甚感欣慰，当即作诗一首“年谱闻编师荔扉，滇南文献此其宗。”［1］204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后仲春时节，方树梅于太和街杨氏手中，得师荔扉先生《二馀堂文稿》五卷。虽非全集，然念“搜访廿馀年，即残本亦未得见”［1］214，方树梅十分兴奋。赵藩将此书收入正在编纂中的《云南丛书》，并作序，评价师荔扉先生之文章“无所不能，析理也精，记事也核，致用也切实，敷情也挚婉……要自成荔扉之文，无他，一真而已矣”。

［1］214方树梅深以为然。惜同年九月，赵藩仙逝，未见《师荔扉先生年谱》写成，实为遗憾。

民国以前，云南有省志11部，而道光年间，由阮元、伊里布监修，王崧、李诚等为主纂的《云南通志》被称为有史以来云南最好、最详细的地方志。王崧，字乐山，《清史稿》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滇士最为朴陋，崧独通览群籍，学问淹通”，［3］方树梅在《云南丛书提要》中评价王崧“家袭士职，有藏书，赋性明敏，遍览群集”。③{方树梅，秦光玉：《云南丛书提要·子部·说纬六卷》，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滇乙53。}阮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修《道光云南通志》，1826年聘王崧为总纂，二人在编纂通志事上亦十分投契。而后阮元内调，王崧与继任阮元之职的伊里布意见相左，不愿再出任总纂，以回乡嫁女之借口辞归，1829年由李诚接任总纂一职，直至1835年《道光云南通志》完成。世人皆知王崧总纂《道光云南通志》不过三年，所纂的内容不过全部内容之十分之二三，然包括辑刻云南丛书处诸位先生在内，大部分人不知王崧将其在任上所纂的盐法、矿务、建置、土司等内容合为一书，名《云南志钞》，刻入《乐山集》。1925年，方树梅得此书，将来龙去脉道与赵藩、陈荣昌、袁嘉谷诸先生，“介庵师狂喜”［1］210，收入《云南丛书》。

自古文人名士将采风出游、兴至赋诗，合众人诗词为一集视作大雅之事。方树梅与赵藩就曾邀好友在1924年同游盘龙，行程三日，游三台寺、方村与万松寺。赵藩素喜作诗，在此游中更是诗兴大发，得诗五十三首。是游方树梅得诗八首。一行人诗文共得九十九篇，方树梅纂为《盘龙游咏汇钞》，赵藩欣然作序，云：“晋宁之万松盘龙名山古刹，声称夙闻……不佞老践，游约无济胜，具未能穷探旷奥，发皇耳目，小诗记日而已。臞仙编之，裒然成卷。”①{方树梅：《盘龙游咏汇钞》，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滇乙53。}欣欣然之情跃然纸上。两年后的十月，方树梅再次发柬赵藩，与亲友同门重游盘龙，宿方树梅故邑晋宁方村。时年七十五岁的赵藩此行作诗四十，一行人兴之所至，得诗近两百，方树梅将此次所得诗和前诗编为《盘龙两游诗钞》，赵藩题序，方树梅作跋。此两次盘龙之游可谓风雅之至。

赵藩和方树梅不只爱好作诗、诗文唱和，对滇贤诗文乐于搜集，也善于搜集，对《滇诗丛录》的编订劳心劳力，颇为用心。

担当和尚为明朝大理感通寺住持，被后世人评价为“诗书画三绝”。担当和尚诗，未出家时所作，名为《翛园集》，出家后所作，名为《橛草集》，各有七卷。辑刻云南丛书处从《云南府志》《晋宁州志》及《鸡山志》中辑录出担当和尚诗，加之赵藩、袁嘉谷、陈荣昌、李根源诸先生平素搜集，共得诗二百余首，整理为两卷刻行。方树梅平素留心搜集担当和尚诗，认为“云南丛书馆历次所刊，尚未及一半，余数十年搜访，始得较全”，［4］1924年按照担当和尚诗集原有的体例，将《担当和尚诗钞》编为七卷重刻，弥补了辑刻云南丛书处工作的不足。在辑刻云南丛书处和方树梅的整理下，担当和尚诗中五绝、六绝、七绝、五言、七言皆全，仅差五律、七律不全。

《云南丛书》按四库分类法编纂，将不能刻入丛书之零散诗文，延续袁文典、袁文揆兄弟辑《滇南诗略》，许印芳编《滇诗重光集》的做法，分门别类，编为《滇诗丛录》《滇文丛录》和《滇词丛录》三种，力求将滇人所著诗文搜讨以尽。1927年7月，时局动荡，全城戒严，为尽快编订出《滇诗文丛录》，赵藩住在昆华图书馆，未几，大病。当年五月，方树梅与赵藩商议，

《云南丛书》二编尽收本省先贤著作，可谓之全。然有不少外省人所著与滇有关之书籍、文章、诗词于考究滇南掌故有益，不收录入《云南丛书》，实为遗憾。赵藩深有同感，立即嘱咐方树梅拟定目录，作为《云南丛书》第三编。病后，赵藩还与前去看望他的方树梅感慨“近十余年来，编刊虽千余卷，兹一病缠绵廿余日，而丛书二编、三编及诗文丛未订之稿尚多。”［1］215同年九月，赵藩溘然长逝，其一生经历丰富，文采卓然，所作诗词文章不可斗量，然公开刊行的仅有《向湖村舍诗初稿》《小鸥波馆词钞》《桐花馆梦缘集》和《介庵楹句正续合钞》。方树梅与丛书处诸先生商议后决定将赵藩所作诗文选入其投入诸多精力的《滇诗丛录》与《滇文丛录》，以慰其心，成其志。方树梅将其恩师赵藩写入《云南乡贤事略》，评价其人“博闻通雅，强力而不驰类，如此平生学问，体用一贯，议论风概，皭然当

世，推为钜人长德。”②{方树梅：《云南乡贤事略·师范事略附赵藩》，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滇乙53。}

赵藩逝世后，《滇诗丛录》与《滇文丛录》的编订并没有停止，“梅与陈虚斋、秦璞安两师，袁树五先生，议续赵文懿师纂集《滇诗文丛》事。议定，《文丛》归璞安师，《诗丛》归树五先生总其成，梅襄助二者之间。”［1］2161935年，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将所得滇人诗文收入此中。1960年，方树梅为《滇诗丛录》写序云：［5］

云南丛书馆以数十人之精力，经数十年之岁月，将数百人之心血汇为一书，曰《滇诗丛录》是也……当初议定诗文词不能收入专集者，分别各选为丛录以囊括之，少则数百，多至百余首。文仿姚民古文辞类纂，诗仿许氏重例分编之。十余年间诗文核定各得五六十卷待梓……增余北游搜得者总百卷。诗略嗣音、重光后，以此为最富，岂一人之力能及？其搜访以樾村、虚斋、厚安、树五、璞安与腾冲李印泉、昆明何小泉、华文安诸先生为最力，梅数十年所获者，一皆选入之……

《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称：“这一部分，最为珍贵。很多珍贵文献，靠丛书收录得以保存、流传，这为后代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33可以说，正是由于方树梅、赵藩等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探求和学术交游，才整理出《滇诗文丛》，而《滇诗文丛》的编订使《云南丛书》对云南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更加全面和充分，有功云南学术匪浅。

三、方树梅与袁嘉谷之学术交游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别字树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亦称课经亭主人，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进士，经济特科状元。中举后，袁嘉谷先后就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国史功臣馆纂修、实录馆协修官等职。辛亥革命后，袁嘉谷在浙江任上弃官归滇，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整理滇中掌故，搜集滇南文献。1914年作为清史馆协修参与大臣传、文苑传、选举志、地理志云南一节的编纂。同年，袁嘉谷成为辑刻云南丛书处编纂审查员，1931年入职云南通志馆，直至驾鹤归道山，与滇诸贤达一同将二十三年的人生奉献给云南学术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学术总结。

方树梅与袁嘉谷的相识始于二人对文献、书画的喜爱。1915年袁嘉谷见方树梅不计报酬，将诸多质量极精的滇贤书画捐献给省图书馆，心生钦佩，相谈甚欢，发现方树梅不仅喜书画，对滇南文献的研究更是造诣颇深，更觉投契，遂开始来往起来。1921年方树梅在其师赵藩的举荐下以编校员的身份正式入职辑刻云南丛书处，成为袁嘉谷的同事，二人在滇书画方面的学术交游更为频繁。

1923年九月，第九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来滇开会，袁嘉谷和赵藩商议，准备以此为契机在省城召开书画展览会，想到方树梅在书画鉴赏上颇有造诣，袁嘉谷便委任方树梅为征集员。

由于这是云南省召开的第一次书画展览会，各界人士参与热情高涨，纷纷送出得意藏品参展，此次书画展览会共展出滇省书画千余件。展览会结束后，袁嘉谷与赵藩、方树梅商议，欲借此机会，将个中明清两代之书画精品搜集整理成《滇南书画集》，为后世参考。1924年，全书编成，共二十卷，包括书十四卷和画六卷，由方树梅编写作者小传附于每文每画之首照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然时局动荡，时值日军侵占上海，文稿照片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袁嘉谷痛惜不已，感叹“沪中倭警，全稿尽毁，嗟乎嗟乎！尚何言哉！”①{方树梅：《滇南书画录·袁嘉谷序》，云南省图书馆藏。}

在方树梅看来，“滇南书画者，明以前兵燹屡经，绢楮多不见。已见金石者不论，明清两代，可传者甚众，而《中原书画》专集，滇南人之著录者甚少”，［1］227编成《滇南书画集》可谓是大功一件，有益于展现滇省文化。然书稿临出版前被毁，十分痛惜。好在《滇南书画集》在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前在滇省试印过两册，依据尚存，加之方树梅时时留心搜集、重金购买，收藏有书画数百件。1933年方树梅集原《滇南书画集》中作者小传为一卷，再将自己几十年来所得书画归纳，新作三卷，延续原《滇南书画集》附作者小传于每文每画之首做法，成四卷本涵盖明清两代作者三百零九人之新《滇南书画集》②{云南省图书馆善本书资料室所收此书名为《滇南书画录》。}，并请对滇南书画格外上心的袁嘉谷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袁嘉谷高度评价

成此书“皆方臞仙力也”，评价新《滇南书画集》“较昔增三倍焉”，却可惜其“不及昔之书画毕存也”，期望“他日有超于吾辈者，成巨制而光桑梓”，③{方树梅：《滇南书画录·袁嘉谷序》，云南省图书馆藏。}以成其未尽之志。

《滇南书画集》的编纂历经波折，正是方树梅和袁嘉谷对滇南书画的热爱和不懈坚持，才使此书面世。此书秉承着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云南通志馆总结云南传统学术、宣传云南文化之理念，对云南书画史进行了高度总结，编成后令滇南书画价值倍增。

四、方树梅与陈荣昌之学术交游

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号虚斋，晚年自号困叟，云南晋宁人，书画文章皆通。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应礼部试，中二甲进士，出仕为官，于云南文化事业格外上心，任经正书院主讲，袁嘉谷、李坤、肖荫椿等人皆为其下门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辛亥革命后，陈荣昌先生回籍避居不仕，专心著述，1914年与赵藩一起呈请云南省府拨款辑刻《云南丛书》，被聘为名誉总纂。虽然后来“聘之图书馆则辞，聘之纂通志馆则辞，清史馆礼制馆聘之则辞”，①{方树梅：《云南乡贤事略·钱沣事略附谷际歧陈荣昌》，云南省图书馆藏滇乙53。}陈荣昌在云南省通志馆中没有正式职务，仍对《新纂云南通志》的编订做出诸多贡献。

方树梅与陈荣昌是同乡，清宣统元年(1909年)，钱平阶创办《云南日报》，陈荣昌甚为支持，次年，方树梅受邀担任《云南日报》编辑，方、陈二先生日渐熟识，陈荣昌曾为方树梅祖父《梦亭公遗稿》作序并赠送画稿数幅，方树梅赞叹“先生深于画理，而书饶有士气，可不宝诸？”［6］

方、陈二先生在学术上，皆对钱南园推崇备至。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年间进士，历任太常寺少卿、湖南学政官等职，颇有政声。钱南园工诗文，尤其擅长书画，其作品大都被私家收藏，价格不菲。陈荣昌极其崇拜钱南园，因其喜爱画马，亦学其画马，十分神似；曾捐出自己的廉奉，在翠湖寻得一地，建祠堂三间，花园一座以及楼三栋作为祭祀钱南园先生之所，并刻行

《南园遗集》。方树梅先生素来仰慕钱南园，十余年来多搜集其掌故，1928年“七月二十日，始编《钱南园先生年谱》，至九月廿日脱稿。”［1］216陈荣昌为此书作序，言：臞仙乃周稽博考，为年谱上下两卷。书既成，问序于余。余读竟，喟然叹曰：是真能得我心也！是真能匡我所不逮也！余故景慕先生者，为之立祠，为之重刊遗集，岂不尽吾心力，以表章先正，使后学有所矜式耶？顾私心窃有憾者，欲为年谱而未遂耳。或牵于世事不暇为，或惮于搜辑不果为。岁月不居，忽忽数十年，而老夫髦矣，益叹其无能为也，岂非大憾？今吾所欲为者，而臞仙君为之，是之谓得我心；吾所不暇为，不果为者，而臞仙为之，卒底于成，是之谓匡我所不逮……世之溢美者，谓余于先生，如颜苦孔之卓，如曹随萧之规，故余直陈其不及者以见先生之翘然而独异，余亦不敢贸然而自欺也。臞仙知我者，或亦许吾之此言为能自知欤？②{方树梅：《钱南园先生年谱·陈荣昌序》，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滇乙53。}

陈荣昌对钱南园心慕手追，对方树梅所编《钱南园年谱》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见方树梅先生在材料收集、编写上之用心与创获，真正做到了匡人所不逮。除《钱南园年谱》外，方树梅还依据搜访得来之文献，平素积累之掌故为明清两代滇省最具盛名的学人、高僧编写了年谱，即《师荔扉先生年谱》《担当年谱》和《杨文襄公年谱》，与《钱南园年谱》合称为“滇南四大年谱”。这是研究四位先生不可多得的材料，而这四部年谱本身也成为了云南地方文献中特色而有价值的史料。

1935年陈荣昌逝世，方树梅为其编纂《陈虚斋年谱》，并将其事迹写入《云南乡贤事略》，附于钱南园事略后，希望后人后学读钱南园时亦知陈荣昌为其建祠、为其刻书，一生追寻他的情谊。在《云南乡贤事略·钱沣事略附谷际歧陈荣昌》中方树梅写道，“荣昌一生，孝为行本，儒为学本。惟其立志养志，曲体亲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兄弟君师之间，皆孝心所扩充……尤以钱南园为宗，南园之后，一人而已。”③{方树梅：《云南乡贤事略·钱沣事略附谷际歧陈荣昌》，云南省图书馆藏滇乙53。}

二人除了在钱南园先生研究上有着较多的学术交游外，也在生活中互相关怀。1934年12月，方树梅先生为编纂云南省通志馆新纂《云南通志艺文志》踏上北游搜访滇南文献的路途，陈荣昌作长诗《长歌行赠别方臞仙》一首，“平生足迹未尝出闾里，而今老矣翻思一着祖生鞭。问君此行将安往，君为屈指一一言”。①{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首·长歌行赠别方树梅》，云南省图书馆馆藏。}陈荣昌在诗词中殷殷介绍此行中方树梅先生将会经过的省份，为其规划好路线，可谓是关怀备至。

五、方树梅与外省通志馆学者之学术交游

方树梅在民国云南通志馆中负责《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的编纂，平素虽以游古书店、古书摊，搜集滇贤著述为平生最大兴趣，“为滇南文献丛书、通志两馆，近年来公私之搜采省内已竭尽心力”，然“乡贤之服官外省，其著述散佚于外者尚不知凡几”，②{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自序》，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加之各县所上报材料不够齐全，为了完成《艺文考》，为《云南丛书》(二编)扩充新内容，方树梅需要赴全国各大省份鼎力搜寻滇贤遗著。1934年方树梅因在女中任教十二年，可得津贴赴外省参观，又因任辑刻丛书处编校员十二年，得津贴六百元，加之通志馆馆长周钟岳发函云南省政府，要求资助方树梅赴全国重要省份寻觅滇贤遗著，得省厅津贴六百元，方树梅拿着总计两千元的经费踏上了出访南北各省搜集滇人著述的路途。

自1934年12月起至1935年7月止，方树梅游历桂、粤、沪、苏、京、晋、津、宁、鲁、皖、赣、陕、豫等省份，购买、抄录、交换共得书三万余卷，收入《云南丛书》(二编)与《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方树梅先生将沿途访书经过及所见所闻按日记的形式记录，归滇后成《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

新纂《云南通志》在编写上借鉴了《安徽省志》，加之方树梅是在通志馆编校员任上，为了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的编写北上访书，为了加强与各省通志馆的联络，方树梅与各省通志馆同僚交流颇多。

(一)方树梅与陕西省通志馆学者之学术交游

1935年暮春时节，方树梅到达历史名城西安，赴陕西省立图书馆、通志馆及各古书市场搜访滇贤遗著。到达西安未几，方树梅便首先赴陕西省立图书馆查询馆藏书目目录，却发现其中无滇人著述，倍感失望，继而访陕西省通志馆，由副馆长王卓亭先生接见。

王先生欣然介绍陕西通志修纂情况，告知《陕西通志》亦如《新纂云南通志》一般，以清宣统辛亥年为界，分两部编纂，前一部业已出版。为了在修通志同时整理关中古籍，陕西通志馆附设辑刻关中丛书处，“多刻孤本秘卷，卷数多而又通行者则缓刻”，以“阐发幽光”。③{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四月三十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陕西省通志馆整理关中掌故，搜集关中文献的方式和目的可谓与云南省通志馆大同小异，同一要旨。交流数日，王卓亭先生与方树梅先生相谈甚契，欣然为题龙池校书图，赠送方树梅关中文献共计十八种。

方树梅素来喜爱文山方友石诗文，离开西安前赴碑林博古斋购买颜勤礼碑拓片时，偶遇店内出售方友石先生临摹佝偻碑、峄山文和石鼓文三种，“为友石先生最精意之作”。④{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五月四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由于售价颇高，方树梅仅仅购买了石鼓文，甚感遗憾。然方树梅临行前前往陕西通志馆辞行，却获得陕西省通志馆馆员吴敬之大方赠送方友石之《鸿濛室诗抄》，共六册，二十卷。正是王卓亭先生在龙池校书图中所言“我亦关中同纂校，天南翘首热心香”之情谊。⑤{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五月四日·王卓亭先生为题龙池校书图》，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方树梅喜不自胜，言“友石先生诗，余多年力搜仅得一半，兹得见全璧，不负西安此游矣！”，并作诗一首“多谢江陵吴进士，方家大著赠方家”。⑥{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五月四日·吴敬之先生赠家友石鸿濛室诗集》，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方树梅翻阅了王卓亭先生赠送的《陕西通志》上部后，在日记中评论此书“体大半沿旧，金石艺文较佳”。⑦{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五月三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和《新纂云南通志》相比较的结果。《新纂云南通志》不拘泥于以

往通志的体例，自定纲目，分为大事记、图、表、考、传，不乏创新。其中，《大事记》《方言考》为民国云南通志馆首创，《大事记》编年记载了开滇以来至1911年云南的历史，蔚为大观，而《方言考》首次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描述。《新纂云南通志·天文考》由天文学家陈秉仁执笔，打破了历代通志《天文志》所反映出的迷信色彩，尝试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天文现象。可以说，《新纂云南通志》在总结云南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带入了现代的、科学的新思维，在民国各省通志中，算是出挑者、佼佼者。

(二)方树梅与安徽省通志馆学者之学术交游

方树梅极为崇拜师荔扉，花费诸多精力寻找其著述，在南北各省搜访滇南文献的过程中方树梅也非常注重对师荔扉遗著的搜寻。1935年二月，方树梅到达北平后，于厂甸古书摊上购得《二馀堂文稿》三卷，部分弥补了先前所得不全的遗憾，感叹“不负万里远来也”。①{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二·二月四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范宰望江八年，四方士趋之如云，至则各得其所，远近藉以举火者不可胜计。又表彰先哲，不遗余力。解任后病卒于大雷，门生故旧为经纪身后事。济南张鹏昇松其亲归葬弥渡真州；程菕收刻各书板斤于安庆门外。万松岡起师楼三间以弃之，洪杨之乱楼毁板斤悉遭一炬，其书传本曰稀。”②{方树梅，秦光玉：《云南丛书提要·集部·荔扉诗集》，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滇乙53。}由于师荔扉在安徽望江任知县，六十一岁时寿终于此地，望江极有留有其文稿的可能，1935年五月底方树梅抵达安庆，停留十余日极力寻访师荔扉先生遗著。

一人之力不足，方树梅前往安徽省通志馆拜访余幼泉，请求帮助。方树梅言及此番来访之意，余先生亦痛心不已，言“通志馆亦无所得，唯有日后留意”。③{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五月二十七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方树梅先生败兴而归，当即前往望江县查访，乡人家中收藏亦少，只言“宋公名宦也，遗爱在民，永不能忘，当力赞助搜访之”，④{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五月三十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此行，方树梅仅寻得《小亭云

馆芝言》。

搜集师荔扉著述不尽人意，然幼泉先生提及安徽通志馆正搜集邓完白山人诗文，已于其族谱中摘抄得三十余首诗，询问树梅是否有辑录，恰好方树梅已收得山人诗五十余首。二人甚喜，当即两相校补，合为两卷本。并将完白山人所作李元度、包世臣、李兆铭志铭诸文抄于首，列完白山人遗像，商议以聚珍仿宋版印行，并认为，此书一出，“山人之声价益重矣”。方树梅兴致赋诗《集贤关怀王白山人》，“布衣书法名天下，达官当年未易求……自此伤怀从鹤化，书名毕竟掩诗名。”⑤{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六月二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方树梅离开安徽时，余先生以《安徽省新通志大事记》《人物列传》《艺文考》送行，祝愿方树梅代云南省通志馆搜访滇贤遗集之行“万卷书成万里行”。⑥{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三·六月二日·通志副馆长余幼泉先生为题龙池校书图》，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虽然此行方树梅并未搜全师荔扉先生遗著，但经过云南学人的不懈努力，“云南丛书处徵刻范诗文各集十余年，就赵藩、蒋谷、李根源、方树梅先后所得之诗集若干册，编成二十七卷，裒合各序跋题词为附录一卷，收入丛书易其名，曰师荔扉先生遗集。”［21］

六、小结

方树梅1921年进入辑刻云南丛书处，直至1948年通志馆任务结束，为搜集整理乡邦文献工作了近三十年，君子重其乡，方树梅便是此中典范。自1921年进入丛书处后，方树梅就尽心尽力搜集滇贤遗著，通志馆成立后，更是在编辑《云南丛书》(二编)的同时肩负起编写《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的任务，1934年12月至1935年7月赴全国各省搜访滇贤遗著正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两书的编写。由于方树梅所拥有的学术身份，他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学术交游无不围绕着当时云南学术的重点和中心任务展开，其通过学术交游在研究工作上取得的进展对近代云南学术裨益良多。

首先，作为辑刻云南丛书处与云南通志馆作者群体中的一员，方树梅与诸多滇籍学者都发生深刻的学术交游，与赵藩在滇贤诗文上的

学术交游，与袁嘉谷在滇南书画上的学术交游，以及与陈荣昌围绕钱南园研究展开的学术交游都是丛书处、通志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形成了《滇诗文丛》《滇南书画集》《钱南园先生年谱》等学术成果，保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文物。

其次，方树梅在学术研究上，有自己的侧重点和喜好，他尤其仰慕师荔扉、钱南园等宿贤，与赵藩、陈荣昌的学术交游以此为重点展开，甚至其与安徽省通志馆同僚进行学术交游的初衷也是为了搜访望江当地师荔扉遗著。由于师荔扉、钱南园诸先生之事迹、书画、著述是云南地方史和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唐继尧在《云南丛书·序》中提到，“云南自张盛传经而后代有作人，如杨文襄之干济，钱南园之气节，师荔扉之博雅。”［7］因此，他在个人研究领域所进行的学术交游，亦极其有益于《云南丛书》和《新纂云南通志》编写。

此外，方树梅还与秦光玉、方国瑜、顾颉刚等学者发生过学术交游。由于《云南丛书》(一编)《云南丛书》(二编)篇幅巨大，为方便查询其中书目，记录访书经过，方树梅与秦光玉合著作解题目录《云南丛书提要》，成为近代云南学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目录学著作。1939年方树梅编写的《滇南碑传集》完稿，顾颉刚认为此书“为云南文献攸关之书”［1］249，急需出版，主动联系北京图书馆交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印行此书。北京大学国学门教授朱希祖为《滇南碑传集》写序言，评价此书“征考积十余年，诹访达十余省，南北名都，足迹几遍，采获愈多，立例弥严，爰成此书，有功滇南文献匪浅。”［8］方树梅将1935年北上访书所得的文献写入《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1944年云南大学将方树梅撰写的《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中明清两朝滇人著述部分单独整理为一书，名为《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收入《西南研究丛书》第四辑，于当年十一月印行。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序言中高度评价此书，“云南史料目录之作，前人已有编纂……方树梅(臞仙)先生致力于云南文献，历经二十余年搜访，编纂《云南艺文考》，裒然成帙，已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凡十卷。其中，滇人著述之书八卷，记载滇事之书二卷，所著录滇人著述经、史、子、集四部，凡一千四百六十余种，已称详备。”［9］

总之，方树梅参与了云南近代学术史上的壮举——历史性地回顾和总结历代云南传统学术，与云南丛书处、通志馆诸多滇籍学者长期进行学术交游，共同编纂了《云南丛书》(一编)《云南丛书》(二编)《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新纂云南通志》和《云南通志长编》，保存了大量文献与史料，有功云南学术匪浅。

[参考文献]

［1］方树梅著，余嘉华点校.笔记二种·臞仙年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2］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清史稿(卷481)[M].北京：中华书局，1977：15524. ［4］(明)担当著，方树梅纂，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担当诗文全集·方树梅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

［5］云南丛书处.云南丛书·滇诗丛录·方树梅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李生葂.陈荣昌传略[G]//云南文史资料选集：第36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27.

［7］唐继尧.云南丛书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 ［8］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朱希祖叙[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9］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册)[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65：2.

原文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原文注释序号所在页码未做改动，注释内容以{}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