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研究

作者：黄友

来源：《语文学刊》 2017年第2期

黄友

(上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均有存在，是原有约定被打破，误解误用的约定重新建立的过程。“习非成是”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类。究其产生的动因，从语言符号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本身的音、形、义易混淆性，原有符号关系的生僻性是误解误用产生的内在根本原因。从语言使用者角度看，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和集体修辞创新是误解误用产生的外在主观原因。

［关键词］习非成是；误解误用；重新约定；动因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2-0051-06

doi:10.3969/j. issn 1672-8610.2017.02.010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上海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汉语转述话语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黄友，女，湖南长沙人，上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修辞学、对外汉语教学。

学界有一些对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的研究。较多是以个别词语、句式，尤其是成语为切入点的列举式说明，如周丹平（2003）、周红（2007）、张华（2009）、孟倩玫（2013）等。也有尝试对“习非成是”现象进行类型分析（王艾录，2005、张华，2009、许多会等，2004等）和原因阐释（周丹平，2003、许多会等，2004、张宜民等，2004、孟倩玫，2013等）的。

笔者发现，已有文献对“习非成是”现象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如：“习非成是”现象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不同的界定会导致外延的不同。如何对“习非成是”现象加以分类？“习非成是”现象产生的动因到底该如何分析？本文拟在考察“习非成是”的内涵本质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类型，并试图着重从误解误用的角度阐释其形成动因。

一、何谓“习非成是”？

赵元任在《什么是正确的语言？》中说：“语言是在变的：或者通过语言规律有规则地进行，或者是通过方言的借用不规则地进行，或者是因为有意识地立出新的规范，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因为错误的读法或对文献的误解。演变的最大的社会力量之一是中国人所说的‘习非成是’。错两次固然变不成正确，但是次数多了，什么错误都会变成正确。”

从赵先生的阐释可以看出，“习非成是”的核心是由“错误”变成“正确”。很多研究者都是基于此对一些误解误用现象加以研究的。但是也有研究者会把赵先生列举的前面三类变异也归于“习非成是”现象。如许多会等（2004）举出的“意义的‘慕余’”（如“酒吧”对译bar是叠床架屋，因为bar本就是“酒吧”的意思，“吧”即可表示“酒吧”，“酒吧”则有“酒酒吧”的意思）；“外来词的语素化”（如“吧”成为后缀，形成一系列词语“网吧、餐吧、咖啡吧、迪吧、泡吧、吧台、吧妹等”）；“意义的重复多余”（“最最最最伟大

的……”）……这些现象应是属于通过语言规律有规则进行的改造或变异，不是什么“习非成是”现象；而王艾录（2005）所列举的众多现象中“癌”由yán变为读ái（为区别于“胃炎”，并借鉴方言的发音）既有方言的借用，也是人为的有意识地立出的新规范。

对“习非成是”作出详细界定的有王艾录（2005）①。王艾录的表述基本反映了“习非成是”的形成过程，即“个人的无序变异-他人模仿延伸扩散-广大社会成员接受-有序的规范”。按照这一界定，下面这些现象不应该包含在“习非成是”现象之中：如“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铅笔”并非铅制成，而是石墨（王艾录本人语例）；“非典”准确的叫法应该是SARS或“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我心想……”是不妥的，思维器官是大脑而不是心脏（张宜民等，2004）……这些现象都不存在“个人的无序变异”的过程，是在错误的认知前提下约定俗成的结果，正是语言符号任意性和强制性的体现。

可见，我们必须对“习非成是”作一个更加精准的界定。

顾名思义，“习非成是”应该包括一个从“非”到“是”的过程。那么何为“非”？何为“是”？我们认为，“非”即所谓的错误，误解或误用；“是”即为这一误解误用成为正确的、规范的、为大众所接受的。那么这里预设有一个本来的“是”，本来的规约。符号约定的是所指（Signifier，概念，意义）与能指（Signified，音响形象，符号形式）②的关系。（索绪尔，1980）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来看，变异可能包括三个方面：1.所指不变，能指发生变异；2.能指不变，所指发生变异；3.所指和能指都有变异。

黄友 / 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研究

黄友 / 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研究

1.所指不变，能指发生变异。“所指不变，能指发生变异”，就是符号所指的概念或意义不变，而形式发生变化，即用新的符号形式来指称原有的概念、意义，这一变化可能是口头的语音形式，也可能是书面的文字形式。如：《现代汉语词典》把“从cōng容”改注为“从cóng容”，“荨麻疹qiánmázhěn”改注为xúnmázhěn，“呆ái板”改注为“呆dāi板”，都是词典为适应大众的习惯而修改规范的语例；又如，由于两字同音或近音而产生别字并沿袭下来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详实”变成“翔实”，“堤防”变成“提防”，“信口开合”变成

“信口开河”等。变异产生之初，两个能指符号同时指称一个所指概念，这形成了“异读词”、“异体字”、“异形词”等现象，这是语言冗余的现象，依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应该剔除一个，这必然导致两者的竞争，由于大众的强势惯性，后起的形式反而取代了原有的形式。

“新的能指指称原有所指”还有一类现象，如“鼻子”这一概念本来由“自”指称，可是由于“自”被借用表示“自己”，为表区别，用“鼻”来指称“鼻子”这一概念。这不属于“习非成是”，这是赵元任所说的“通过语言规律有规则地进行”的。汉字造字系统中的假借与利用形声造字法区别词义两条规则在起作用。

2.能指不变，所指发生变异。“能指不变，所指发生变异”，即符号的形式不变，所指的概念或意义发生变化。举例说来，“空穴来风”本表示：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出自宋玉《风赋》），“比喻消息或传说不是没有缘由的”；现在却多用来“比喻消息或传说毫无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例子还有：“鞭长莫及（原为“虽然鞭子很长，但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后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勾心斗角”（原指“宫室建筑结构的交错和精巧”。后比喻“用尽心机，明争暗斗”。）等。后起的意义代替了原有的意义。

说到能指不变，所指发生变异，以词为考察对象，我们还会想到下列现象：

（1）能指不变，新的所指代替原有所指。

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习非成是”的情况（许多会等，2005），但我们认为，这里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是否是“习非成是”现象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分析。

（2）能指不变，增加一个或多个新的所指。

多义词：意义之间往往存在隐喻或转喻的引申关系，是词语使用域的扩大导致的泛化现象，大部分应不属于“习非成是”现象。然而，“习非成是”现象也有与多义词相类似的形成机制，之间存在模糊地带。如“骄傲”既可表示贬义，又可表示褒义，其褒义产生之初，人们是不是也会认为是不对的呢？而“始作俑者”，本义为“第一个制作人偶（泥俑、陶勇）殉葬的人”，用来比喻“坏事或恶劣风气的肇始人”，贬义用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中性和褒义的用法，用来“比喻某种事情或风气的首倡者”。这与“骄傲”词义的演变机制如出一辙。

同音词：如“粉丝”本指一种食物，后也表示“X迷”。同音词，是借用已有词语来表示新词，不属于“习非成是”。

3.能指所指均发生变异。“能指所指均发生变异”，是指符号形式和意义均发生变异。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开始的说法是前者，是佛家告诫修行者要“警惕外界的诱惑”，后用来“比喻取得一定的成功后障碍可能更大”。因为人们从字面来理解“道”和“魔”，而且在“邪不胜正”的愿望驱使下，成语被修改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用来“比喻正义势力终能战胜邪恶势力”（《汉语成语大词典》）（张宜民等，2004）。“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③也是同样的情形。

从句法层面看，原有的“是”是原来的语法规则（符号组合、聚合关系），新的“是”是新的语法规则。比如现代汉语“被”字句的一般规则是：“被”后面的动词应该是及物动词而且不能是光杆形式，而新近产生的“被XX”构式打破了这一规则，一些正规的新闻报纸也采用了这一用法。又如，原有的规则是“名词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但随着该类现象的大量出现，这一规则必然被修改。在新的现象产生之初，不少人，包括语文工作者会诟病相关现象，但因为其满足了社会交际和表达的需要，随着大众的接受与推广，这些现象最终会重新约定产生新的规则。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中典型的“习非成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存在原有的已经约定俗成的符号关系；

（2）存在一个误解误用的过程，形成新的存在争议的符号关系；

（3）新的符号关系由于其能满足表达或交际的需要而被社会大众复制、模仿，最终被大众接受，重新约定俗成。

由此，我们可以给“习非成是”下一个定义：

从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来说，本来有一个俗成的约定，由于人们的误解误用，而且这一误解误用由于其能满足表达或交际的需要而被大众广泛接受，形成了新的俗成的约定。

二、“习非成是”的类型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习非成是”现象进行分类。

角度一：从语言系统各层级来分，分为：（1）语音中的“习非成是”现象，（2）词汇中的“习非成是”现象，（3）文字中的“习非成是”现象，（4）语法中的“习非成是”现象（王艾录，2005）。这一分类比较便宜，但难免有交叉的问题，如语音中的“习非成是”往往就是词汇中的“习非成是”；而上文提到的“详实”变成“翔实”，“堤防”变成“提防”，“信口开合”变成“信口开河”，既属语音现象，也属文字现象。

角度二：从是否被工具书收录及社会大众接受的普遍程度，分为：（1）被工具书收录而“合法化”的“习非成是”现象，（2）趋于“合法化”的现象，（3）取舍难定的困境之中的现象（张华，2009）。按理，“习非成是”的“是”是重新约定成为合法的规范了，所以从这一角度进行的分类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一分类可以看出“习非成是”现象的产生过程，也可对众多的误解误用现象加以区分。

角度三：从产生的原因的角度出发，分为：（1）意义的泛化（如“望X兴叹”）；（2）外来词的语素化（“X吧”）；（3）意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4）意义的“慕余”（“最最最最最伟大的……”）；（5）意义的重复多余；（6）双语混合后的融合句和字母词（如：去卡拉OK吧！）；（7）意义的误用（如：鸣谢XX单位）（许多会等，2004）。正如前文我们所阐述的，这里很多不是“习非成是”现象。“习非成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误解误用，我们应着重分析误解误用产生的原因，具体见下一节。

角度四：前文中我们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进行的分类也可算作一种。即：（1）所指不变，能指发生变异的“习非成是”现象；（2）能指不变，所指发生变异的“习非成是”现象；（3）能指所指均发生变异的“习非成是”现象。

三、“习非成是”误解误用产生的动因

研究者们都是直接观察“习非成是”整个过程产生的原因的。周丹平（2003）认为一些成语被“习非成是”的原因有三：“（1）语言发展演变的不规则化；（2）文字的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误解；（3）汉字作为表意体系文字固有的因形示义的特点。”这里对原因的揭示主要是针对成语的，对于种类繁多的“习非成是”现象还未顾全到，如汉字表音的特点等等。许多会等（2004）概括了七大原因。④这一概括存在不少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作者把不属于“习非成是”的现象也囊括进来，对之进行的原因分析（4）、（5）、（6）就不能揭示相关问题，这些都是语言演变的原因；（2）、（3）和（7）是对同一个问题不同层次的分析，分别是误解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张宜民等（2004）认为“习非成是”有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原因⑤，揭示了“习非成是”现象能反映社会及心理变化或适应时代需要，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孟倩玫（2013）从“习非成是”（主要是成语和一些发生变异的句式，如“有+VP”，“被XX”等）现象入手，指出“违反及突破语言规范的修辞往往是由追求表达和交际的需要所致”。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揭示了“习非成是”现象的修辞动因。新的“是”正因为存在修辞价值故而被大众所接受并重新约定。

笔者认为，既然误解误用是“习非成是”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应能从原有的“是”和新的“是”之间的关联看出误解误用产生的语言符号的内在动因；而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误解误用有无意和有意之分，前者是集体无意识，后者是大众的集体创新。

1.从语言符号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本身的音、形、义易混淆性，原有符号关系的生僻性是误解误用产生的内在根本原因。

综观“习非成是”的案例，很多都是由于音同音近、形近或义近所导致的。表义明确、常用的词语一般不会被误解，被误解误用的符号有的本身就生僻难懂，不要说普通大众，就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也有可能出错。《咬文嚼字》杂志常常给报纸、电视等媒体挑错，有不少是与词语本身的生僻有关。成语常常被误解误用，因为成语一般出自古典文献，一般大众没有看到上下文，就有可能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误用者心目中有一个处于优势（preferred）的读音、字形或意义，然后把那些相对处于劣势的误读、误写或误解成优势的。如：人们常把一些人名读错，如“令狐”、“可汗”等，当然这还没有习非成是，“从容”变读为“cóng容”，就已经习非成是了。人们过去把山西人称为“老西儿”，其实本应作“老醯（xī）儿”，“醯”是“醋”，因山西人爱吃醋而得名。这“老醯儿”过于生僻复杂，于是在一定理据下被误用和改造。英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cheese it”表示“停止，住手”，Cheese有“奶酪”（名词）、“微笑”（不及物动词）的意思，只有在该习语中，才能作及物动词并具有“停止”的含义，原来它是cease（停止）的讹误（何润芳，2008）。形近的例子如前文所说的“信口开合”被误作“信口开河”等。义近的例子如“明日黄花”，本源义指重阳节后的菊花，比喻过时或无意义的事物，也作“过时黄花”，大概“过时”与“昨日”在意义上的关联，人们便误用为“昨日黄花”。“倒霉”代替“倒楣”与音义都相关，首先它们读音相同，意义上，“霉”在方言中本就有“遇事不利，遭遇不好”之意。如果音形义的复杂情形还涉及双语、多语或者方言，情况就更加复杂了（黄友，2014）。

2.从语言使用者角度看，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创新修辞是误解误用产生的外在主观原因

语言使用者集体无意识，对规则不求甚解或过度泛化。很多词语是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也就是1+1≠2。可是，在不理解词义来源的情况下，人们常常会采用“望文生义”的策略。如“望洋兴叹”（望洋：仰视的样子）被理解为“望着海洋发出兴叹”，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望X兴叹”，“望书兴叹”、“望题兴叹”等（周丹平，2003）。“秀才识字识半边”，反映的就是人们错误利用形声字的声旁来过渡类推整字的读音造成的，前面说到的“荨麻疹”就是一例。

大众的集体创新往往意味着打破原有规则，创造新的规则，以实现心理和表达需求。人们在一定的修辞动因的作用下有意地改变或者误用习语。依据刘大为（2010）的研究，“修辞动因与语法功能一样都是人们通过语言实现的功能，只不过加进来更多的认知或交互的变量。”张宜民等人（2004）提到的简化，表义明晰的追求，交际需要，表达爱憎、怀疑、讽刺等心理动因等都是修辞动因的表现。前文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人们为适应时代和表达需要的修辞动因驱动下发生的习语改造。许多褒贬感情色彩发生改变的词语反映了人们的爱憎心理动因。“被XX”无不表达了受害者被压迫、被欺骗的无奈与控诉，这是主观化编码动因的生动表现。

四、余论

本文对“习非成是”现象进行评述性的研究，重新对之进行界定、分类，并主要分析误解误用和被大众接受而重新约定的动因。

该现象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语音、文字、词汇以及语法中各类“习非成是”现象的下位分类及量化统计研究；成语等熟语误解误用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的穷尽性研究；“习非成是”现象从认知心理和语用学角度的阐释等等。

【 注 释 】

①王艾录的定义为：“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种种语言变异（积极变异和消极变异）现象，产生种种言语变体（错码）。言语变体最初总是起源于个人的无序的变异，所以任何言语变体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体特色的烙印。在人们眼里，最初的个人言语变体总是不规范的，总要对它们加以大力的限制和纠正，让多数变体走向夭折，保证语言在规范化的道路上永不偏离方向。有趣的是在规范化与变异的较量中，部分个人言语变体因他人的模仿而得以延伸和扩散，有的甚至会逐渐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最终产生“抗药性”而得以生存，升格为有序的规范的东西，使语言因理据错位或理据出轨而致的交际失败得以扭转。这就是本文所谓的“习非成是”现象。”

②索绪尔是从表音文字体系的语言出发研究的，故“能指”仅被解释为“音响形象”，像汉语书面语这样的表意文字体系，“能指”应该还包括书写形式。

③原表述为“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后被改造为“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因为平仄的关系现表述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④这七大原因是：（1）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的约定俗成双重特征决定；（2）误解造成；（3）汉字的“见形知义”和新词产生的困难特征造成；（4）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和民族认同感。（5）意义的重复多余产生的原因是表义的完美性。（6）汉语开放性的语言体系特征。（7）意义的误用产生的原因是不求甚解。

⑤张宜民将“习非成是”的过程概括为：（易误语汇-*→）个别的误用-①→扩大的误用-②→全社会层次误用-③→社会重新约定认可→习非成是（注：*记忆扭曲；①涟漪效应；②语言怪坡效应；③容错机制）

【 参 考 文 献 】

［1］何润芳.英语“不搭界习语”溯源［J］.当代经济，2008（12）.

［2］湖北大学语言研究室.汉语成语大词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3］黄友.面向二语学习者的汉语易混淆词语词典和语料库建设［J］.辞书研究，2014（5）.

［4］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 ［J］.当代修辞学，2010(6).

［5］孟倩玫.从“习非成是”看修辞原则与语言规范的关系［J］.现代语文，2013(8).

［6］王艾录.言语变体的习非成是［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7］许多会，阿不都米提·依明.也谈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4（3）.

［8］张华.从误解误用到习非成是［J］.语文教学之友，2009（11）.

［9］张宜民，王华.“别风淮雨”与习非成是［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

［10］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2.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商务印书馆，2016.

［12］周丹平.从“望洋兴叹”看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3（6）.

［13］（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